国学百年流变：从救亡火种到教育偏方

中西通才的涌现与衰微

在晚清民国，即便某一段时间西风强盛，甚至主张“全盘欧化”，也有学者提出“与西学互相沟通”，融合中西文化。可以说，这是百年国学的又一个主旋律。

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即便如此，西学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中国。在西学的冲击下，过去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正一步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从晚清开始，新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标准建立的。中国传统讲求博通之学，培养通才，已无落脚点，影响持续至今。

1925年，吴宓出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当年9月，面对入校学生，他发表开学演说，提出国学院“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在当时的情境下，提出培养“通才硕学”，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学者，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吴宓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世人誉为“清华四大导师”。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清华国学院招收74名学生，其中涌现出陆侃如、王力、谢国桢、蒋天枢等大批名家，成为一个“学术神话”。

钱穆一生秉承对中国传统的坚守，致力于培养通才。在《中国学术通义》序言中，他提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陆懋德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他提出要造就“中西并重”的全才。1942年，对于国学，他却大失所望：“民国以来，治国学者，多循一时之尚，而入于琐碎考证之学，故三十年之结果，竟无全才可用。”

这一文化失落，从未停止。2009年，新清华国学院成立，对于“专才”与“通才”，该院副院长、学者刘东在《道术与天下》一书中痛陈道：“打个比方，如果人类的知识构成，在任何堪称正常的传统社会，其所谓‘专’和‘通’或‘约’与‘博’的比例，大概都只会是三七开，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种学识间的比例，就率先从西方开始滑坡，逐渐发展到了五五开、甚至陆四开；按说，这样的一种现象，已经是够不正常的了——而我们竟还要变本加厉，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偏颇总结，继续朝一个明显的偏向滑落，终于滑到了七三开、八二开，甚至九一开！”

被异化的“国学热”

1949年至80年代，可以说是“国学冷”时期，国学、学人或被批判，或被边缘化，个中滋味百感交集。上世纪八十年代，空气相对自由开放，“寻根热”应运而生，其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者不乏其人。至九十年代，用国学家楼宇烈的话说，“‘国学热’从夜里悄悄升起”。

余世存重新感受到“国学热”，是在2004年。前一年，被称为“权利之年”，民生、民权被着力强调。到了2004年，突然停顿、转向，文化活动活跃起来，其中更重要的文化事件是“甲申文化宣言”，9月由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人发起。

对于这一宣言，余世存认为缺乏交流的对象，“是自我表演作态”。他同年写下《老调子不会唱完》一文，“今天看来，那篇文章几乎是一篇预言”。2011年，在回顾“新世纪国学热的发展”时，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则认为，这一宣言“反映了政府、专业学者、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一种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共识’”。

与此同时，更多“国学热”的因子从民间开始聚拢、发力。2005年前后，依托央视《百家讲坛》，通过易中天、于丹、阎崇年等人的讲述，孔子、老子、曹操、清朝十二皇帝，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关书籍、影像制品畅销一时，由此引发的“国学热”余波至今未歇。有学者认为，这“契合了现代社会压力下人们突破浮躁社会风气、从古代思想精华中寻求自我心灵平静、平衡生活的心态”。

国学班、国学夏令营、现代私塾也层出不穷。家长们花高额费用，送孩子学国学，诵读经典，体验传统文化带来的乐趣，试图找回应试教育中所缺乏或被压抑的部分。在企业管理层面，国学同样被视为偏方，管理者不只想求得个人内心的平静与充实，更着眼于用国学来管理企业。

对于国学的现状与未来，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副院长，刘东甚为焦虑。他描绘了理想的国学教育：“比如孟子故里，拨多少亿，盖更大的楼堂馆所，有意思吗？要恢复国学，就是要恢复这里的琅琅读书声，恢复整个文化生态，孩子长大知书达理、诚实守信，让当代的孟母们一看，想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