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百年流变：从救亡火种到教育偏方

导读：“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在民国时期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国学普及读物《国学必读》里，钱基博这样描述国学。多年以后，国学在今天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热潮带来争议，上个月的以国学名义举办的国学班虐童案让“国学”又一次站在风口浪尖。与此同时，和国学有关的出版热潮还在继续，既有民国大家旧作新版，如章太炎《国学概论》、《回真向俗：章太炎国学讲义》；梁启超《国学小史》等，也有当代学者的新作面世，好比《陈来儒学思想录》、刘东的《再造传统》。当国学再一次成为人们视线的聚焦点时，我们有必要回头一望在过去近百年的时光里，国学经过了怎样的流变，今日之国学和昨日之国学又有怎样的差别，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两个字有着正确的认识。1925年吴宓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大导师”，当时对导师的要求是既要有精深学养，又要有世界眼光，当年之辉煌，今日已是绝响。

6月，北京出现一宗“虐童案”，当人们拷问以国学名义举办的培训班的“老师”虐童时，国学也成为了质疑的对象。与此同时，暑假来临，国学夏令营、国学班风行各地，多在景区、名人故居、乡村等僻静处安营扎寨，学生们诵读经典，体验琴棋书画等传统文化，不失有趣。家长们则用高额的学费，来换取应试教育之外望子成龙的一剂偏方。

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国学书籍的出版与阅读亦方兴未艾。今年以来，出版有章太炎《国学概论》与《回真向俗：章太炎国学讲义》、梁启超《国学小史》等。当代学者的作品也是很多人书桌上的旧爱新宠。

这是如今“国学热”的表象。在表象之下，国学如同一条河流的河床，河面浪花激荡，河床呼应着浪花，不断延伸向前。从这一角度来说，回溯显得必要，到底什么是国学？百年以来，国学如何流变甚至异化？尝试了解这些答案，不只是理解“国学热”，缓解某种文化乡愁，更是着力于中国文化、教育的现状与未来。

国学、国粹与国糠

东京的天空下着大雨，章太炎面对两千多名留学生，发表演讲。这是1906年7月15日，他刚出狱，被孙中山接到日本，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在现场，章太炎自称“神经病”，因为“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他希望在场者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演讲中，他呼吁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把国粹与爱国联系起来。

在章太炎看来，提倡国粹，并非要“尊信孔教”，推崇儒家，而是让人们“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3个月后，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学振起社，“广告”上说讲课的内容包括“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等。这意味着，“国学”不仅开始用来指代“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还与爱国保种紧密相连。在今年1月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中，章太炎对此皆有发挥。

其实，早在1902年秋，梁启超曾有意创办《国学报》，写信与黄遵宪商量，“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之所以是“使用”，是因为这一名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最初是针对中国学问。“日本人在19世纪晚期用‘国学’或‘国粹’已不再针对着中国儒家，而是与西方的学术相抗衡。但中国人借用这两个名词都是为了与‘西学’互相沟通。”在《余英时访谈录》中，学者余英时说。

梁启超提出保存国粹，其“民族国家的意味更为突出”，救亡保种成为这一时期国学的一个主旋律。1904年，国粹保存运动的中坚人物邓实即已强调国学与救亡的联系，认为“国学不明，大义终塞，将有国破种亡之惨”。许之衡也提出“国学即国魂所存”：“保全国学，诚为最重之事矣。”

针对“国粹”的提法，1909年，学者宋恕认为不存在完美无瑕的国学，提出“国糠”一说。后来，中国人自创新名词，即“国故”。“‘国故’一词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就是说中国过去的老东西不一定是‘粹’或‘渣’。”余英时说。

存废之争到书单之争

1918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对“保存国粹”表达质疑，认为一国独有的事物未必是好东西，不一定值得保存。他讽刺道：“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学者们对国学时有论争，简单来说，是传统与反传统的立场的对立。鲁迅反传统，自然有人拥护传统。其中，“书目之争”横跨数年，胡适、梁启超、吴稚晖、梁实秋等人加入论争，最具有代表性。

应《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1923年，胡适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便学生在短时间了解国故常识。他开出的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三个部分：14种工具书中甚至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学大辞典》；思想史书目有92种，以先秦诸子、佛经、理学为主，时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作品也收录其中，还包含胡适本人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文学史书目有78部，其中“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杂剧、传奇、话本、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胡适认为，这一书目不仅私人可用，“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

没想到，胡适列出的书单，连邀请者都提出质疑，认为所涉国学范围太窄，“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吗？”，转而邀请梁启超。梁任公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更惊讶胡适的书目里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而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他新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目，范围广，说明精要，不仅在当时反响热烈，时至今日，仍然极具价值。

吴稚晖则把国学和小老婆、吸鸦片联系起来，认为国学乃臭古董。他表示，整理国故尚不到时候，当前之要务是发展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吴稚晖写道。

在学者余世存看来，无论是胡适，还是梁启超，对国学书目的理解皆偏狭隘，“他们忘了进入国学有四万八千法门，如何让普通的中国人感知中国的心灵，是知识人应该考虑的”。余世存进一步解释道：“直到今天，国学书目在我们大众心中仍是繁难的，例如一部《论语》，每一代学人中都会有无数人在上面盖自己的名章，国学却没能完成社会化、大众化。这正是当代人仍不能不面临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