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东欧”译丛：东欧文学与政治的微妙平衡

前几天，我在以色列和一些诗人聊天，谈到东欧诗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灵魂意识和生命意识，法国作家更注重形式和技巧，在这方面他们十分前卫，但是内在的冲击力绝对比不上东欧作家—苦难的环境和曲折的经历对这种冲击力的形成都起了重大作用。昆德拉说过：生长于一个小国，在他看来实在是一种优势，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所以没有选择有时恰恰是唯一的选择。

另外，东欧诗人的阅读面都很广，我这么说，是因为中国作家的阅读面也相当广，但欧美有不少作家的阅读面就没这么广。在以色列，我曾和东欧作家聊到当地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但几位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诗人都不知道他，这在我们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东欧作家和中国作家具有某种相似性，都在不断地扩宽自己的视野，强迫自己登上更高的高度，不像欧美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就有某种心理优势：因为写作用英文，就有广大的读者在等着看作品。

用“东欧”概念帮助年轻读者打通过去和未来

时代周报：你在总序中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但对于今天年轻一代的中国读者来说，东欧文学还会有影响吗？

高兴：对于现在的年轻读者来说，东欧的概念已经比较淡化了，“东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化的产物，如果没有原来的两大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就不太可能产生“东欧”这个概念。捷克也好，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他们都特别反感“东欧”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产物，说他们是东欧作家，他们会很不以为然，甚至还会愤怒，他们更愿意被纳入“中欧”的范围，我们之所以还使用“蓝色东欧”的概念，首先是因为很多国内高校和研究中心还在使用“东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恰恰能够把这些国家拢在一块儿；第二，用“东欧”概念也是想帮助年轻读者打通过去和未来，文学阅读如果脱离过去的话，就会失去延续性和传承性，无法达到深刻的理解程度。

时代周报：从文学创作来讲，东欧文学会对当下正在从事写作的中国作家产生什么影响？

高兴：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东欧作家在处理这种关系时会对中国作家产生诸多启示，此外他们作品中的生命意识、灵魂意识、苦难意识，都是特别值得中国作家借鉴和学习的。一部作品能不能反映生命最内在的东西，非常重要。在中国，很多作品流于形式，甚至形式大于内容。写作需要内在动力，内在动力要转化成生命意识，这一点上，东欧作家能够带来很大启发。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两位作家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位是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还有一位就是米兰昆德拉。他们俩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他们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作家类型，构成了文学的两极。中国的很多作家包括莫言和贾平凹，曾经就是在这种影响中进入他们的创作状态的。

（实习生俞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