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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东欧”译丛:东欧文学与政治的微妙平衡


来源:时代周报

从世界文学视角来看,高兴认为,现在的东欧文学处于非常引人注目的地位—欧美对东欧文学的关注恰恰在于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蓝色东欧”译丛二、三辑

近日,花城出版社推出“蓝色东欧”译丛第二辑和第三辑,展现红色文学之外的东欧—两年前,“蓝色东欧”译丛第一辑业已出版,共六部。

这套丛书由东欧文学专家、《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任主编,聘请国内一流翻译家为各册译者,集中选择东欧数国具有艺术性、思想性、代表性与当代性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适当穿插优秀传记、散文和诗歌。

从世界文学视角来看,高兴认为,现在的东欧文学处于非常引人注目的地位—欧美对东欧文学的关注恰恰在于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国内读书界,更多时候还是习惯用一种意识形态的目光打量东欧文学界,“我现在觉得,没有纯艺术性的作品,也没有纯政治性的作品,所有作品都是文学与现实的艺术结合”。高兴原来考虑过从纯艺术角度去研究东欧文学,但发现不太可能,因为读者毕竟被种种现实包围着,如果没有当时高度政治化的土壤,也不可能成就今天的米沃什(Czes aw Mi osz,1911-2004)、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和克里玛,“米沃什的一生就是在政治与文学中寻求一种平衡,他作品中的道德感和社会担当是典型波兰作家的表现”。

东欧文学现象:出走带来国际声誉

时代周报:作为“蓝色东欧”译丛的主编,你选择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高兴: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我会从文学价值本身来考量,这也是对过去国内长期介绍东欧文学标准的某种纠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介绍东欧文学时过多地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过多地运用了意识形态的标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完全可以依据艺术和文学本身的标准和价值来做出选择。

时代周报:东欧文学界有不少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名字,像昆德拉、米沃什,他们的作品在中国风行,有什么样的原因?

高兴:既有文学本身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么说:东欧的很多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很好地处理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因此特别能够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致和共鸣。同样的经历和素材,东欧作家能够将道德感和现实特别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又能传达诗意。

东欧文学作品有很多是政治与文学平衡之后的产物,也正是这种平衡造就了这样一批东欧作家,但是我反复强调,阅读东欧作品时需要保持某种警惕性,如果过分地注重政治性,就可能看不到艺术性;如果一味地注重艺术性,又会看不到复杂性和政治性。所以阅读东欧文学作品也需要一种平衡,一种文学与政治的微妙的平衡。

时代周报:在丛书总序中,你提到一个现象:不少东欧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出走—定居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

高兴:对,米兰昆德拉是最典型的一位。我认为他的代表作在国内都已经产生了,但是只在捷克,世界各国的读者是不会注意到他的。后来他到了法国,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获得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他的有些作品,在法国一经出版就马上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昆德拉又特别在乎自己作品的接受情况,这就是他为什么对译本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甚至有时间就亲自校对译本。更奇怪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认为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的法文版是昆德拉作品的合法译本,反而不承认捷克文版。现在中国出版的昆德拉的作品,都是由法文版翻译过来的。昆德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匈牙利有一位叫凯尔泰斯(Kertész Imre,1929-)的作家,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描写集中营经历的,但有意思的是,最终是德国成就了他的声誉。他的写作基金由德国提供,很多作品先是被翻译成德文,然后才被世界所知。一个受过法西斯迫害的人,却在德国成就了他的声誉,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时代周报:在丛书作者中,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谁?

高兴:我和克里玛先生比较有缘,他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正过自己的八十岁生日。我原来就介绍过四五部克里玛的作品,这些年在中国,他已经有不少作品被介绍进来了,其中有一本很有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布拉格精神》,对中国读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实际上,克里玛先生的一生历经磨难,儿童时期在集中营呆过三年。这样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人生有很多积累,很容易在写作时充满仇恨,但让我惊讶和敬佩的是,克里玛的作品中没有,他觉得应该把这种磨难转换成平和、宽容、理解,甚至是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这是一种境界的提升。

我和他聊天的时候,他介绍了很多个人经历,一直以一种微笑的姿态平静地介绍,像他的作品一样不动声色,但在平静之中,你能感受到一种韵味和人生哲理。在他们家聊天很愉快,我们甚至还聊了一些男人间的话题。他的夫人是心理医生,在隔壁房间接待几位病人。克里玛先生悄悄地对我说:“高先生,我感到非常幸运,这辈子,我曾经拥有过几位非常优雅的女士。”

克里玛和昆德拉有点不一样,昆德拉作品中的很多女性形象让人感到比较刻薄、怪异和冷漠,一直背叛或被背叛,不断地陷入绝望、沮丧,不断地逃离,但克里玛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特别温柔的。这说明他在描述这些女性的时候,有一种柔情掺杂其中。他自己也承认更擅长描写女性人物,这是他和昆德拉的区别。

“悖谬”,艺术的福音

时代周报:20世纪的东欧多灾多难,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会产生如此多姿多彩的文学?

高兴:这也是我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愤怒出诗人,苦难孕育文学,拉美文学也是如此。很多东欧国家在20世纪初才开始获得独立,拥有国家主权,之前都是受到其他强国的蹂躏和侵略。我经常在这些国家行走,发现这些国家有个特点,就是处处都能看到强国与东欧国家文化交融的影响。比如,要抛开法国文学,就很难谈罗马尼亚文学,因为罗马尼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受法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很多大师级的作家们常常会被认为是法国人,如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o,1909-1994);还有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在罗马尼亚生活了三十多年;雕塑家布伦库什(Constantin Brancusi,1876-1957)和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1911-1997),都是罗马尼亚这片土地孕育的。

捷克就更厉害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布拉格,德语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也在布拉格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此外还有音乐家德沃夏克(Antonín Leopold Dvo ák,1841-1904)和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以及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弗尔特(JaroslavSeifert,1901-1986)。克里玛在说布拉格精神的时候提到“悖谬”,我觉得用“悖谬”来形容整个东欧文学也是恰当的、成立的,正是矛盾冲突和影响交融,最后形成了一种“悖谬”,这对艺术来说绝对是一种福音。

[责任编辑:吕美静]

标签:东欧 政治与文学 苦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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