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恢复高考 百万青年绞尽脑汁找书迎考掀热潮
1977年,中国在结束了十年“文革”动乱后,发生了一件关系到国家和青年命运的大事,那就是恢复高考。与此同时,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出现,给渴望考上大学的知青们带来了自信和希望。为了能早日得到这套丛书,在新华书店门口出现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正是因为这套丛书,那些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改变。
果断再版自学丛书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场拍板,改变“文革”时期靠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办法。当年,中国恢复高考。这个特大喜讯激活了包括汪向明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田。
1977年上海高考的时间被确定为12月11日和12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同时也是最为仓促的一次,因为恢复高考的消息在1977年10月21日才登报,离开考期只有一个多月。
当年七七级高考生汪向明回忆道:“真正得到高考的确凿消息也就是40天,当时没有复习资料,那时中学的教科书一本叫《工基》,一本叫《农基》,和高考是两个路子的。”
就在知识青年们为找不到复习教材愁眉不展的时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个名叫徐福生的编辑和知青们想到了一起。
1977年的八九月份,徐福生从在北京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老教授、科研人员座谈会回来的苏步青那里得到消息,当年就要恢复高考了。作为一个出版人,徐福生的第一反应就是书。那些离开学校已经多年的考生,要复习迎考了,复习资料呢?要看书了,书呢?
那些要迎考的知识青年,有基础好,有基础差的,更多的是没有念过高中,许多人连初中也没念,且又荒废了那么多年。徐福生想到了一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出版过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然而全套再版发行已经赶不上1977年的高考日期了,于是决定争分夺秒,分批赶印,《代数》第一册首先面市。
哪怕只有一本,也可以先解燃眉之急。特别是对汪向明而言,父母蒙冤受辱,被诬陷为“叛徒”,“文革”年代,以他的家庭出身,是不可能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恢复高考了,汪向明可以真正公平公正地为自己赢得读书的机会。而此时,他最渴望、最需要的就是复习迎考的书籍和资料,当得知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个知青,托人从上海买来了刚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第一册时,他羡慕不已。
废品站里淘书
同样求而不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还有这张老照片上的年轻人,他叫郑伟安,原来在上海卢湾区街道房修队做小木匠,恢复高考后,他跳过了高中和大学本科,直接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经媒体报道后,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40多年过去了,他至今仍记得“文革”年代曾看见过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不过不是在新华书店里,而是在废品回收站里。
原来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首次出版发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是一套凝聚了很多学者智慧和心血的学习性丛书,不过第一次出版就遭到了批判,理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文革”中认为这套书违背了上山下乡的方向,要斩草除根销毁,最后沦为了废品。
当年郑伟安在废品回收站看到这套丛书的时候,很想把它买下来,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一本就要七八角,太贵了,我买不起,一般我买1毛钱一本的。”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里,还是有像郑伟安那样的人在悄悄地看书,悄悄地自学;还是有人会到废品回收站里去淘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废品站成为了特殊的书店。
郑伟安认为:“国家总归需要科学家,需要工程师,需要高端人才的。”有了这样的信念,当年的小木匠寒窗苦读,潜心钻研,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小木匠郑伟安跳级进入了大学,他的命运从此改变。同样的,曾经生不逢时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在中国恢复高考后,也迎来了它生命的第二个春天。这是因为中国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手抄《代数》为迎考
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青年都在农村和农场上山下乡当农民,上海刚刚出版的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无疑是为那些要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解了燃眉之急。据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退休职工回忆,那时每天新华书店离开门还有好几个小时,门外就已是人头攒动了,队伍可以从山东路、九江路、汉口路一直排到河南路。“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夜里来排队的。”排队的人群里除了青年人,大多是中老年人,他们来书店的目的就是为了抢购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的甚至全家出动,为了能多买几套,寄给远在江西、安徽、云南等地的亲人,那里亲人们正翘首以盼着能早日得到这套自学丛书。
在江西插队落户的汪向明试图向同队知青借阅那本《代数》第一册,那位知青很不情愿地把书扔给他,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书与老婆恕不外借”。汪向明只得识相地把书还给人家。正当汪向明苦于没有复习资料的时候,汪向明在上海的舅舅向人家借到了《代数》第一册,但借期短,无法寄给汪向明,于是舅舅就把书全部抄下来寄给汪向明。
收到手抄本后,汪向明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做功课、解题目。由于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基础知识还比较扎实,再加上有了和高考对路子的复习资料,这使他参加高考的信心大增。
1977年冬天,复习了一个多月之后,汪向明踏进了阔别11年的考场。那一年有570万二三十岁的青年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涌进了考场,最后有27万考生被大学录取了,汪向明就是其中的幸运儿,他如愿考上了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
如今,汪向明还珍藏着那个手抄本,这已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见证和纪念。也许是在考上大学以后,他才意识到,当年,就在他翻开这个手抄本的时候,他人生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在《上海出版志》上,我们看到了对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明确的销量记载:共发行了7395万册。这个数字连至今火爆全国、创造销量第一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望尘莫及,后者刚刚突破了500万册。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个“不见面的老师”的引领下,知青们一步步由浅入深地迈进了知识的殿堂,由此也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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