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中说:
六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了。很高兴,居然有了敢于“挺身而出”的人们!但在做法上,我建议不要联名,因为这样容易被加上罪名,即组织“小集团”的罪名……因此,最好是各人写各人的,各人对自己所提的问题负责,这样就不会互相牵扯,陷于被动。
据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胡风虽然最后决定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写这封上书中共中央的信,但在信的具体内容方面,还是经过他的许多友人共同研究过的。
1953年8月17日,胡风在北京寄有一封信给满涛,说明他正在准备着手向上面的领导反映情况,仍固执地认为只要自己向上面的领导人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上面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还他一个比较公道的说法。
胡风的这种思想,在胡风集团冤案获得平反之后,被一些受到牵连的“胡风分子”认为是一种“忠君”思想。
1954年3月26日,胡风在北京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罗洛、张中晓写信,也谈了自己正在着手的这件事情,并向罗洛、张中晓提出了请他们帮助搜集一些材料的要求。
1954年5月5日,杭州的方然给胡风来信,希望能够尽快将三十万言书完成:
望加一把劲,早日搞完。但我以为,同样重要的,是此时的态度问题:(一)送上理论,同时送上入党申请书;(二)应参加的文艺活动与社会活动都是积极的参加,例如,奉邀出席什么座谈会之类,不推托,不沉默;(三)不以(向)任何人发什么牢骚,等等。此中道理,匆庸多言。
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胡风所写的三十万言书。
这封信也可以看出,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初稿到此已基本成形,其许多朋友通过各种方式都已看了,并对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与建议。
正在专心写作三十万言书的胡风根本不可能想到,他与朋友的这些正常的通信后来都被公安机关查获,也有的被朋友们在压力下交了出来,成为他和朋友们新的罪证。
1954年7月22日,胡风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走进了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办公室。
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接待了他。习仲勋热情地与胡风握手,并询问他最近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两个人谈了一会儿之后,很快便进入了主题。
胡风从随身的小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稿子来,双手捧着交到习仲勋手里。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东西,是胡风花了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的一份报告,他希望习仲勋能够将它转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习仲勋看了一下标题,只见上面写着:《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胡风盼望这个报告能够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调整文艺方针,使作家们获得一种更加宽松而活跃的文学创作环境,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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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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