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按语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也就是说关于胡风的问题，早已不再是什么文艺界之间的学术争论，也不再是文艺界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碰撞，更不再是胡风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继续了，这里被完全变成了一场严肃得令人可怕的政治斗争。

我在“胡风专案”的有关材料中发现，在舒芜的材料公布之前，周扬曾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

胡风万万没有想到，会为自己的文艺思想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会。

如果说过去他还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有些不合时宜的话，那么这次他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当时“胡风专案”的一些内部材料分析，这次讨论会显然不完全是中国文联提出的，也不完全是中宣部的意图，而是更高层的领导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周恩来曾对这次讨论会做过具体的指示。

由于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周恩来指示的很多细节我都已忘记了，但还记得在周恩来的指示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要文艺界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进行相互之间的交谈。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讨论会开始之前，负责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曾找胡风谈过两次。

据胡风后来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回忆，当时周扬的态度是异常严厉的。

在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胡风本人也真诚地做了检讨，但这个检讨离所要求的相差甚远，因此对于他的批评也是相当的激烈，胡风本人也为此做过辩护。但是现有的一切辩护有什么用呢？这只能是越辩越“黑”，因为天真、好强、喜欢争辩的胡风到了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明白，这个目标是早已锁定了的。

无论如何胡风都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但他绝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太天真、太自信、太缺乏政治头脑了。可以说，此时的胡风虽然感到了困惑，但他绝对不会想到事情会发展到最后那种严重的程度。

公安机关曾查获胡风的一封信，是在那封公开信发表后的1952年10月26日写给路翎的，信中称：

在你的情况，只能实事求是，应该好处的。“外”攻，总是如此，不惜言过其实，甚至言无其实的。因为，没有“材料”，如三反五反中所见，就会如此，而且不会想到弄出假老虎来。弄到不能收场的。坦然处之，实事求是，也就其怪自收了。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此时虽然报纸上已将他和他的“小集团”提高到了“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高度，但胡风还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只要实事求是地谈一下，就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就会没事了。

胡风仍然相信这只是少数人在对他发难。上面的领导人是英明正确的，绝不会同意这些做法，也不会同意这些对自己的批判。他总想着能有一个机会，将自己的一些认识向上面的领导人反映，坦诚地阐述自己对建国初期文艺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以求得对文艺工作的改进和对自己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处于困惑和苦恼中的胡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朋友们，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1952年6月29日，卢甸从天津给胡风寄了一封信，信中对于胡风准备向上级领导人写信反映当时文艺界的情况以及对于自己个人的一些不公正的做法表示支持，但在具体的方法上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个意见被胡风采纳了，因此，胡风后来以个人的名义向上面送去了三十万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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