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几月来你社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作用的，这些事实可以有力的证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逃也逃不掉。

那封信加了这样的头尾，你们研究一下，特别是后来，和实际情况相符否？有什么可加的可以加进去，文字和说法，也要从便利于你们的斗争，观点上另以斟酌，斟酌后抄一份寄来。

这里所说的“铜墙铁壁”是指继俞平伯的“《红楼梦》批判”之后，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好比铜墙铁壁，必须打破。胡风在这里所说的“二十多万字的东西”，就是他亲手送去的那份报告。

从这封信不难看出胡风的心情是愉快的，他认为对于自己和朋友们的大好的形势很快就要到来，为了迎接这种胜利，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积极地投入当前的斗争。

1954年11月2日，胡风在北京再次给上海的张中晓写了一封信：

缺口已打开了，紧张得很。这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问题要全面展开，已经公开提出了。二马和该报“带头”检查，够好看的！第一步检讨先发表，而且也不限于“红楼”一事的。当然，“诗人”捞了一把，但也只有由他。不过，他也逃不了的。

得沉着地进行。性兄文要赶快才对。你如果可能也应写一篇去。

这里所说的“缺口”，是指在胡风交上去三十万言书不久，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京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文艺报》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二马”指《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红楼’一事”是指《文艺报》在对待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问题上，曾发表了一些被认为是有错误的文章，为此《文艺报》做了检讨。“诗人”指的是当时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的袁水拍。“性兄”指的是冀。

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刚刚交上去三十万言书不久的胡风，面对文艺界发生的一切，心情是愉快的，认为这只是刚刚打开了一个“缺口”，以后还有更精彩的，“问题要全面展开”。

此时的胡风在兴奋中不停地忙碌着，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大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一些认为有错误的理论和行为进行有力的抨击。

在兴奋中的胡风于1954年11月14日，再次给张中晓去信。就在给张中晓发信的同一天，胡风又给方然邮出一封信，心情更是不可抑止。

从这些信件中不难看出，胡风对于自己的发言是满意的，对于交上去三十万言书以后的形势是乐观的，他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得到了上面领导人的肯定，不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批评由周扬负责领导的文艺界，批评由冯雪峰担任主编的《文艺报》，他的发言正是适合了当前发展形势，因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未有过的满足。

他毕竟是一个容易激动的诗人，在这种“胜利”面前，竟忘记了一切。

1954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

郭沫若和茅盾在会上也进行了同样的发言。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一篇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

对于胡风的批判再次升级为政治斗争。

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公安部联合成立胡风案件专案组，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

（摘自《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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