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恩怨怨二十年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上书的三十万言书。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是怎样“出笼”的？为什么会牵涉到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会形成全国性的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整整半个世纪以来，这一连串的问题曾困扰过许多中国人。

想要解开这个谜，恐怕还得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说起。

三十年代在上海，胡风与周扬有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周扬、胡风各举一旗，进步文艺的阵营被两个口号一分为二。

对于周扬与胡风这两个人，鲁迅曾有过一个比较：

……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也没有参加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我们不是当事人，更没有直接与周扬和胡风接触，对于他们那时的为人知道得就更少，当然就只能以鲁迅先生所写为实，因为我们相信鲁迅先生是不会说假话的。这些文字，都出自于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何曾会想到，二十年以后，正是这个曾被他称赞的胡风，竟成了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头子呢？

建国之后，周扬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具体领导人，而胡风的工作却迟迟未落实。

周扬找胡风谈话，安排胡风到《文艺报》任编委，被他拒绝了。

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过胡风，向他再次谈了工作的安排。这工作共三项，由胡风自己选择：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二是《文艺报》负责人；三是在中央研究所教书。

胡乔木要求胡风书面而不是口头给予答复。

胡风后来做了书面答复，但对工作并未肯定，而是要求再与胡乔木谈一次，陈述一下目前自己工作的困难。可是再未得到答复。

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胡风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主要是国民党当局吊销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胡风为此十分气愤，便下决心再办一份杂志。但是当时要申办新的杂志，必须先交一笔保证金，胡风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杂志也就办不成。这事被在重庆的周恩来知道了，就积极支持胡风，并想法弄来一笔资金，让胡风交了押金，新办的杂志《希望》得以出刊。

正是这种关系，处于苦恼中的胡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之面谈。

但忙于国务的周恩来没有时间，同样是委托胡乔木与胡风面谈。

胡乔木的谈话不像前一次那样平缓了。

胡乔木与胡风谈了几点：

一是胡风对于党的文艺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是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同时说这一点还不是“群众”的意见；三是胡乔木劝他，说是“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人……”

胡风听后很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