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艺谋拍电影幕后：对细节要求达到“病态”

2012年03月17日 10:3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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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聊着，他的寻呼机响了，那是一台大个的可以显现汉字的当时颇显高级的寻呼机（估计今天的80后、90后们完全不知道这个玩意儿了，它居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艺谋从口袋里掏出瞅了一眼，然后若无其事地又放进了兜里：没事，他摆摆手说，是法国大使馆想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活动，找我的杂事太多了，没意思，哪有咱俩人坐在这聊剧本有意思。那时的艺谋对电影就是这么执着，除了电影那时的他心无旁鹜。

我们当时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执着，这么的心怀高远，觉得对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负有一份责任，而拍电影就是这种责任的具体体现，艺谋在一部电影确立之前总是要说它的“形而上”，这是一种思考与追问。思考与追求的结果将决定一部电影灵魂的质量，他常说我只有在想清楚了电影的主题，我才能知道电影的最终走向，这种“清楚”会落实在电影的每个具体细节中，这一切都是导演自己心里要非常清醒的，否则电影的总体走向就有可能走偏，一旦进入拍摄就容易出问题。

那时的广告业、电视剧远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兴旺、蔚为壮观，人们更没有像今日这般忙得四脚朝天、自顾不暇，那时的人还是闲适的，生活节奏亦显悠缓，心境也不太浮躁，所以当我们的剧本基本有了一个模型时，剧组就可以宣告成立了，而率先进组的是主创人员，所谓编、导、摄、美、录（有时还会包括确定下来的主要演员），来的人大多是艺谋的老班底或电影学院的同学。我们找一家宾馆包下几间屋子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剧本讨论，没有人会在此期间三心二意，也没人计较时间与金钱的“扭曲”关系。现在想来那时大家还真够闲的，有这么一好活儿已然是一种幸运。艺谋告我说，他最重视的就是电影开拍前主创参与的剧本讨论，因为这些人在进组之前完全不知道我们计划要拍个什么样的电影，所以他们对读剧本的第一直觉显得至关重要，还有就是在讨论剧本的过程中，每一个主创成员对于一部电影在实际拍摄时的技术要求也了如指掌了，因为他们“参与”了整个剧本的形成过程。

这样的剧本讨论会今天看来是非常“折磨”人的，每一个剧情细节乃至每一句台词都要“过关斩将”，经受得起各种角度的质疑与考证，讨论会的气氛总是热烈而民主的，而对剧本率先发起攻击的人一定又是艺谋。他频频地向自己曾经确定的剧情提出颠覆性意见，然后引导着每个人朝着一个方向思考。他的思维总是走在别人的前头，有时突如其来的想法会让人感到猝不及防。这时的艺谋总是显得那么的亢奋，激情洋溢，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天而不饮一口水，我们常戏称他为“铁人”，而他又总是似听非听地盯着我们，而目光却在走神，我们知道其实他根本没听见，大脑仍停留在对剧本走向的思考中。

这种剧本的讨论会贯穿在《活着》电影诞生的整个过程中，当我们进入了实际拍摄时，每天天黑前停机，回到宾馆匆匆扒上几口饭，冲上一个澡后，就会听到从楼道里传来“运动喽”的呐喊声——那是在召唤主创们尽快集中到艺谋的房间，继续讨论第二天要拍的戏。会议一般会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以致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场面，主创一个个或昏昏欲睡，或已鼾声大作，而艺谋仿佛视而不见地继续挥动着他激昂的手臂，逮到谁没睡就冲着他陈述他想象中的剧情与台词，一般能跟着他坚持扛到最后的也只有一二人而已。而艺谋也从不计较，仍在我行我素。后来我们发现，他真正需要的其实不是有谁在帮他出主意，而是他需要几张脸，形成对他思维刺激的对象，好让他能够不间断地“滔滔”下去，如此而已。所以电影《活着》的编剧准确地说非张艺谋莫属（从剧情到具体的每个人物的台词基本上都出自于他本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署上自己的大名。

主创参与剧本讨论已成为时代记忆

也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由主创共同参与的剧本讨论会不再有了，而逐渐演变成一部电影在开拍前召来主创开几天会，大家提点不咸不淡的意见而已。后来艺谋时常跟我感叹：过去的那种主创参与的剧本讨论会不可能再有了，现在大家有点时间都在忙着挣钱，你也不好意思再打扰人家了，只能靠我们自己来了，这是没办法的事。说这话时，他总是神情黯然，而我，亦从中感受到一个电影人追逐梦想时代的消逝，那样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不可能再回返了，那种基于艺术之梦的激情亦与我们渐行渐远，我们进入了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一个只认金钱不认艺术的时代，一个喧哗与躁动的时代，曾经有过的对时代与中国人命运的思考已属往昔，终成南柯一梦，已成为了我对昔日岁月的追忆。而我，亦于2006年告别了令我感到浮躁的电影圈，重返了我的书桌，重返了我的写作生涯，我由此而回复了一种难得的平静与自省，于是写下了我的小说《遇》、《味道》与《六六年》，以及两本随笔集。我由此发现，文学与艺术的梦想在书桌前还能找到，这种发现让我兴奋，而为了曾有过的那个美好的记忆——那个电影人追逐梦想的纯洁的年代，我将《活着·张艺谋》笔记整理了出来，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记忆，它不仅仅忠实地记录了一部电影的诞生，而且无意中也记录了一个不受金钱左右而只知忠实于内心表达与思考的电影时代。

现在这本书出版了，我的内心里却有了一份莫名的怅然，我知道我的对昔日岁月的缅怀，在这样一个务实以金钱至上的时代是无足轻重的，我无法抗拒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一切都变了，与昔日相比，变得面目全非，以致我有时会在恍然间觉得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无所谓了，我们无力改变时代，但我们可以守护心中的那份永不消失的理想，以及对艺术的信念——我坚持认为真正的艺术与功利目的无关，它所要关心与关注的始终是人性与命运，而我，将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一方向继续走下去。

今天春节前夕的一个晚上，艺谋与我相约共进晚餐，在饭桌上我们聊了很久。这种推心置腹的长谈于我们似乎是久违了，尽管我俩没事时还时常见面，但每每总是匆匆一见，又匆匆分手，很难得静下来认真地聊聊天，我们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解各自都在忙着什么。而在那个夜晚，我们畅所欲言。这个一向沉默寡言、意志坚强的西北汉子让我再一次惊讶，我发现他对自己是相当清醒的，对于来自各方的攻击亦能隐忍，而且会从中汲取有价值的意见，以调整自己的观念。与过去相较，他变得平和了许多，也不再那么的与自己较劲，他只想认真做点自己愿意做的事，是非公论交给命运，他显得有些超然了。

最后我说：艺谋，其实人们并不需要你的电影能有多高的票房，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人们需要的是你能拍出让他们感到由衷尊敬的电影。艺谋神色一凛，凝神看向我，脸上浮现出一丝坚毅和凝重，微微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忽然心生感动，我心想，真好，艺谋骨子里其实一点没变，还是那个我所熟悉的他，那个让我敬重的朋友。

2012年3月5日

（《活着·张艺谋》，王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