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艺谋拍电影幕后：对细节要求达到“病态”

2012年03月17日 10:3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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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谋经常说起拍摄中会出现的难度，那就是作为导演，你一旦在心中形成了一部电影的总体风格，那就要排除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往下走，这时会有许多困难在等着你，让你克服，但为了总体走向你又必须一个个地去排除这些障碍，去说服你的工作人员，这样电影出来才会是风格统一的，有时为了这个要求你不得不得耗费大量时间向其他人做解释。

张艺谋对细节要求达到“病态”程度

这个人确实对细节的要求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有一天要拍福贵孩子结婚的戏，道具按照剧本的要求事先准备好了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这是文革时代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在重大的活动中必然会出现的重要道具。那次拍的是全景，演员们乐滋滋地手捧红宝书拍下了几个镜头。没过了一会儿，艺谋让我把道具师傅找来，一脸严肃地让“道具”将毛主席语录翻开，结果我惊讶地发现里面的页面是假的，是一张张剪裁好的白纸。艺谋严肃地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道具”回答说我们认为在电影中根本不会有人要打开这本红宝书，有个真的红色塑料封面就行了。平时在现场很少发脾气的艺谋一下子怒了，提高了声音大声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临时要增加一个翻毛主席语录的特定镜头，遇上了这种情况我要的特定怎么拍？所有跟着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我的要求，我要的东西必须是真的，而不能有应付，你们是干这行的，应当知道细节有时就出在道具上，可是你们的工作没有尽职。道具师傅的脸色刷得一下白了，连声道歉。艺谋摇了摇头叹道：现在道歉也晚了，拍摄时间我们耽误不起，工作怎么能这么不认真呢？

事隔20多年后，我又一次看到了艺谋的这种一丝不苟。那是他在南京拍摄《金陵十三钗》，我受邀去剧组探班，那两天，我除了在现场东张西望，就是没事时坐在艺谋身边——那是一个由小帐篷搭起的导演工作室，里面安放着两台显示影像的监视器，以便在进入实际拍摄时艺谋可以通过监视器看到演员的表演，如果发现问题并可通过步话机及时地进行现场调度。我们虽是好友，但在现场他几乎不跟我聊天，聚精会神地盯着监视器一动不动，或在换机位时翻看剧本、反复琢磨。我太了解他了，所以也就知趣地坐在一边一声不吭，甚至有些尴尬——毕竟我不属于这个剧组了（这个剧组的主创曾经是我的战友，而今非昔比）。我属于一个不速之客，一般繁忙中的剧组是讨厌闲杂人员在一边无所事事的，我自然属于此类。

那是一个近午的时分，要拍一个教堂外贝尔与曹可凡在汽车边聊天的全景。当一切准备就绪，艺谋拿起步话机喊了一声开机。喊完他俯身目不转睛地盯着监视器。我就坐在他的边上，视线亦落在监视机前，我觉得镜头里出现的人物和景物挺棒，我眼角的余光能注意到艺谋的神情，他完全是一副沉浸的模样，不动声色。一条拍完了，他的脸色稍稍有了些变化，我有些诧异。这时他用步话机喊来了摄影。艺谋指着监视器一角问，你看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摄影皱着眉心盯了一眼，显然没发现有什么，纳闷地看着艺谋。我也跟着扫视了一眼。监视器里的景物还是刚才见过的情景，只有演员不在了，除此我没发现任何异常。我也在纳闷。这时艺谋的手指明确地指向了监视器右下角的一个位置：这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包装袋，为什么会出现在镜头里？赶快去清除了。我凑上身去，仔细地盯了一眼才发现，果然在那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有一个若隐若显的异物，如果不仔细看，根本不可能见着。我心想艺谋的眼睛太“毒”了，这么不起眼的小玩意儿他也能发现！接着又拍了几个镜头后，艺谋宣布收工吃饭，但要求摄影与制片部门留下，他要说几句。

他站在教堂外的台阶上，严肃地扫视了一眼围上来的剧组成员，厉声问：你们几个部门的人一大早就来清理现场了，这么多人在忙这事，你们就没人发现角落里有一个包装袋？这么多人！还有摄影，你在镜头里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东西，还要我来说？你们的责任心在哪里？我也知道，以现在的技术，这个小东西未来在电脑上可以抹掉，不算什么，但我今天要说的是责任心，这个错误是不应该出现的。

说完，艺谋闷头一人走了。我知艺谋的工作作风，他这是在拿一事儿来练兵呢。过去他就这样，平时不爱批评人，做事总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可一旦发现有人失职和不认真，他便会拿这事来敲山震虎，以此让摄制组的同仁引以为诫。所以艺谋团队的组织纪律一向自律而严明，很少发生是非纠纷，这种作风的形成和他本人严谨认真的工作精神是分不开的。

那天我就在心里感叹，这么多年过去，他的激情与意志依然没变，还是那个我所熟悉的艺谋，那个一丝不苟以致看上去还显得有些刻板执拗的人。

我常会想起我们的当年——1992年，坐在东大桥一大排档时的情景。那时东大桥一带远不是今日所见到的颇显时尚的风貌，现代化的建筑楼群还没有拔地而起，这里是一个繁忙的交通枢纽，马路亦不显宽敞，我当时就住在那里。我的楼下不远处就是一个巨大的有着简易篷顶的货品流通市场，除了一排排买衣服的小摊位，就是一个个散发着浓郁油烟味的各类小吃摊了。

那时艺谋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谈剧本时总是要寻找一个临时场所，比如一家酒店，而当我进入与艺谋的合作后，我在东大桥的一居室无形中成了我们谈天说地聊剧本的固定之所了。

《活着》将是“一览众山小”的好电影

那天傍晚我们聊完剧本后来到这家大排档，我们这几天基本上一日二餐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晚听艺谋兴高采烈地讲述他对未来电影《活着》的憧憬，显然他对接下来要拍的这部电影是高度自信的。他一向认为如果不失手的话，这将会是一部“一览众山小”的好电影，他相信这部电影可以浓缩中国普通百姓的“苦难史”，而又不失艺术之尊严。好在那时他的那张脸还没人能认出，他那时并没有像今天这般成了人尽皆知的“熟脸”，他极少上电视，也排斥出头露面，保持着他一以贯之的低调风格，这是他最本真的性格。我们俩时常就坐在大庭广众之中，可没人认得出他来，这也让我们的聊天由此而获得了一份自由与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