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艺谋拍电影幕后：对细节要求达到“病态”

2012年03月17日 10:3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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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很会写戏

但那时我们的人生观是坚定不移的，就是想拍出一部能忠实地反映中国老百姓苦难史的电影——他们的坚忍、他们的委屈求全与忍辱负重，他们对幸福的那种质朴的期望，还有就是面对苦难无怨无悔的生命观。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所有的往事如梦般翩翩而至，我无法抗拒它对我的冲击，我就像重返了那消逝的过去，回返了当时的现场，艺谋的指挥若定，还是所有摄制组同仁的不懈努力，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活着》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它的艺术生命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益发显出它的魅力与光芒。于是在事隔20年后，我接着这本笔记实录，写下了一个长篇后记，以此来记录《活着》随后发生的“命运”，以及我穿越岁月河流的感慨。

在当时，在《活着》拍摄之前，我与艺谋有过一次关于《活着》这部电影思想与主题指向的讨论，今天再看我觉得还是有其价值的，但由于我的一时疏忽，没能进入出版的那本《活着·张艺谋》一书中，我在此录下：

王斌：余华的剧本改得不错，你提出的那些要求：诸如背景因素的强化，对女主角家珍性格的进一步刻画都完成得大致就绪。看来余华写戏的潜力是很大的。

张艺谋：是的，余华很会写戏，那些新加进去的东西都很有神韵，尤其是五八年的戏。我对他写戏的能力很有信心。我原来还担心写先锋小说的人不会写戏。余华小说里写的是生活在边缘部分的人，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本身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映衬着人物的命运。现在改编的剧本，已经有了一些介入，但是他们家的荣辱盛衰跟运动的关系还不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这样挺好，不像《蓝风筝》，只是一味地在控诉。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也弄成控诉的东西。今天再看过去，也不应该仅只是这种眼光，直接写出来谁谁谁毁于什么的东西会缺乏深厚的底蕴。

王斌：只有将人物的命运和这些历史事件纠缠在一起、融和在一起，才会显得自然传神，通过人物所承受的这一个个不堪忍受的遭遇，可以展现出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生命观。

《活着》解放后部分体现“直面人生”

张艺谋：有的人认为福贵这个人活得有些“苟且”，缺少对命运的抗争，这会不会有问题呢？

王斌：我们过去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苟且”，所谓鲁迅所说的怒其不幸，哀其不争，也就是知识界一向认为的中国人活得窝囊，其实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种被我们所不屑的“苟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中国人在不断承受生存重压的情况下，就是这么活着，保护着自己，延续着一个民族的传承，其中好像有很难一语道尽的道理在其中。我认为这是一种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存境界，你无法说它是对还是错。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就是这么活过来的，其中有许多东西令我们感动。

张艺谋：《活着》里，小背景、小命运和大背景、大命运的交融，在这一点上应当尽量发挥余华的长处，他在戏的把握上都挺准的，也许必须再充实些细节材料，使人物更丰满，从福贵走过的路上，看见我们许多人的影子。

王斌：对，尽可能使人物更具代表性。

张艺谋：小说中，解放前的这部分很坚挺了，就不怕它真正的那种历史感出不来，因为解放前的那部分很有味，但如果感觉上解放前的那部分戏在分量上要比解放后重，这样很可能导致电影只是追索某种遥远的过去。一定要让后面的部分更加有意思，更加贴切，更加感动人，让人感到实际上主人公的经历是每个人所经验过的人生。真正达到那种动人心弦的效果之后，解放前那一部分才更具有激活整个故事的效果，使影片获得纵向的历史感。

王斌：是的，余华改剧本前我会提醒他，后面的部分比前面的单薄，应当考虑增加分量。

张艺谋：有一个朋友看了小说后说，他觉得还是在看过去的故事，因为现在的部分少，还不够。我真的以为还是应该把后面（即解放后的戏）作为重点，即所谓的直面人生。我们中国人的60年死了的死了，活着的还活着，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

拍摄《活着》不玩技巧 假装不会拍电影

这是剧组成立前我们之间的一次聊天，艺谋是这样一个人，在粮草未行之前，他自己必须先将计划中电影的主题思想梳理清楚，按他的说法是“形而上”要自己心里明白，所谓的“纲举目张”，《活着》虽然筹备于90年代初，但由上世纪80年代诞生并延续下来的对思想与精神的追求，显然在他身上是存在的，那时的他始终坚持在艺术上要有一种标新立异的深刻思想，对人性要有新的发现，而且他特别反对在艺术上自我重复。他常会对我说，我们这批所谓的第五代是靠着造型与影像以及黄土地起家的，但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只是一种风格。人就像是一根橡皮筋，只有不断地拉动才能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所以要试，要不断地探索，这样才能进步。

我还记得在《活着》开拍前的一次主创会议上，他强调说，我们这一次拍《活着》，为了把人物和故事弄得扎实一点，要有意识地不玩技巧，不玩风格，自己装傻逼，假装不会拍电影似的，老老实实地跟着人物走，跟着故事。后来我发现，他果然在拍摄中始终贯彻这一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地不玩花活儿，不玩技巧，甚至不讲究影像造型，而始终扣着人物的命运走。

有一次拍山东的周村大街，那条大街极具特色，笔直宽敞的马路，两旁尽是些刚刚兴起的小商铺，有卖杂货的，有打铁的，还有民房，一水的木质门板；平时电影拍摄时要求各家各户关上房门，怕一不留神穿帮了会破坏了民国年代的真实氛围，而一旦各家各户关上了木门，空荡荡的大街会显出一种寂静中的安然。一天深夜，摄影师架好了机位后，突然灵机一动，觉得低位俯拍出来的大街效果会很有感觉，于是找来了艺谋，陈述了他的想法，艺谋低下头向摄影机看了看。这样拍好看，摄影师说。艺谋淡淡地向他瞥了一眼，说：这不是我要的风格，我要的风格是朴实，逼近真实，这部电影咱们不玩镜头，你还是按正常的位置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