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变在1919
1919年，对于董必武来说格外重要，很多事都发生在这一年：之前的信仰遭到了挑战，新的出路也开始萌生。
当时驻守利川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遭到四川援鄂军纵队司令方化南突袭。为了避免护国军之间相互残杀，蔡济民指示部队“宁死不开同室操戈之渐”，结果饮弹身亡。
在靖国军中任职的董必武去上海向孙中山报告此事，并向各方提出申诉，但对于他“伸张正义、惩办凶手”的呼吁，孙中山却公开表示“毫无办法”，章太炎也只说了一点“安慰之话”。
这与董必武第一次见孙中山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当时的董必武眼里，孙中山容貌秀美而文静，辩才无碍，鼓励他继续革命，从此他“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开始民主主义革命的救国路。
“各方要人都会过面，但是解决问题要靠实力，蔡部无实力，所以案子也无结果。”蔡济民事件的最终结局让董必武深感无奈，此时，他遇到阔别数年的好友詹大悲。
上海淮海中路上的渔阳里，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曾是这里的房客，1919年春，詹大悲也成了这里的房客，与他住在一起的还有湖北潜江籍青年李汉俊。
曾留学日本，精通四国语言的李汉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相较于孙中山的消极来说，与李汉俊的会面则是另外一番光景：4人天天见面，共同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偶尔迸发激烈的争论。
董必武一行人接受新事物的热情无法抵挡：日子困窘，詹大悲当了自己的衣服，甚至蚊帐都当了，只剩得一条小纺的裤子和一件汗衫。“裤子每晚洗澡后一洗，次日再穿，长衫和我共用一件。”董必武说。
董必武当时的困惑在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思潮不断涌现，“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
李汉俊来了，头绪理出来了，董必武决定搞马克思主义。“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董必武回忆李汉俊时说。
在后来的中共一大会议上，董必武与李汉俊为大会起草了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
“军阀打军阀”的路也被董必武抛到脑后，《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这篇演讲里，董必武明确地说：“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
这篇发表于1927年4月的演说，与同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不谋而合。
创刊题词
点火在武汉
“目前能够想到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这是董必武与上海的4位年轻人商议的结果，1919年间，董必武的角色定位是校董和报人，以便“在学生和工农民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
1920年，武汉的《国民新报》刊登了一则报道，其内容是，一所新学校———私立武汉中学，已获得当局的批准，不久将正式成立。
这所男女合校的新式学校一成立就轰动了整个武汉。但人们并不知道，这所学校的主要创办者就是从上海返回武汉的董必武。
办学校，是董必武的办报计划因资金问题“流产”后做出的选择。相较于李汉俊“大破坏”、“大创造”、“大建设”的观点，董必武更倾向于从目前能做到的实际入手。
这年寒冬，董必武当了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又跟在山西当排长的表弟借了一点钱。因为经费不足，他还身兼多职，在武汉的各个学校任教，为了节省，除了过江时坐船，其余的地方都步行。
私立武汉中学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校董。他带头不领薪水，还聘用了外甥张培鑫担任全校唯一的校工。在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人陆续加入后，学校一度发展为“武汉革命的中心”。
1920年秋天，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成为全国较早成立共产小组的地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