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学校级别倒数第二低的职位
杨昌济原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伦理教师，191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是一名进步学者，也是毛泽东青年时期敬佩的老师。
毛泽东是向朋友借钱来北京的，他不得不马上找工作，于是向杨昌济求助。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得到一份“新闻纸阅览室书记”的工作——这是整个学校级别倒数第二低的职位。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帮李大钊收发信件。尽管薪水少，他却很满足，因为在这里可以免费看报纸。
地位的卑微没有让毛泽东灰心。租住的吉安所左巷8号距离北大很近，他经常步行到北大听讲座，还参加了两个学生社团。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帮助很大。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新文化运动先锋影响了“小人物”
北京的文化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新闻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楼上是校长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借阅书籍和报纸。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同是领军和核心人物，当时流传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李大钊曾用笔名“孤松”。）
在北大，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当时，猛烈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新青年》杂志拥有大批青年读者，毛泽东就是其中一员。1917年3月，正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以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独秀甚至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这段时间，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北京的生活清苦而紧促，但古都的美对于毛泽东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他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他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去豆腐池胡同15号看望老师杨昌济，有时也在杨家吃饭，与老师的女儿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当年的杨开慧喜书法，懂诗词，不施粉黛，令毛泽东十分爱慕，而她对这位跟父亲高谈阔论关心国运的青年男子暗暗倾心。她在手稿中写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
毛泽东之孙毛新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觉得后来奶奶杨开慧的自白，说了她的心里话。如果说在她没有遇到我爷爷之前，她可能就坚持独身主义，她不愿意嫁人，不想结婚，但是我觉得爷爷肯定是非常有才气的。”
1919年春，这对恋人不得不暂时分别。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
此时的北京，一股革命的力量正在发酵。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开始。
注：本文参考了《毛泽东传》、《西行漫记》、《社会主义在中国》等书籍和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