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评画

杨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在该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为了处理一些稿件，有时需要请教杨先生。那时钱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所任职，经常来看望杨先生。两位学者总是一起，形影不离，令人羡慕与赞叹。

二老在一起的形象很上画。我一直想把他们画出来，不是画单独一个人，而是二人合在一起。

“文革”期间，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纷纷被赶到河南信阳去走“五七”道路，听任军宣队摆布，今天盖房子、修猪圈，明天开批斗会、抓“516”。这些知识分子什么都可以去干，就是不让他们真正研究学问。

政治运动第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圈在干校院内的知识分子除有限几种政治书报之外，什么也不许看。他们被强制地与书隔缘。不看书，不了解外部世界，还称得起什么知识分子？！天长日久，军宣队抓“516”没劲了，批斗会也开得有气无力了。那一阵，晚饭后，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们三三两两地到干校附近的野地去散步。活动天地不大，迎面总会遇到熟人。我常常看到钱杨二老的身影。在众人当中只有他们显得无比亲密，因为大多数人的感情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已被扼杀。他们二人的形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有一天，兴致所至，我默画了他们的背影。夸大了钱先生的笨拙可笑的体态和杨先生亲昵娇小的身姿。二人并肩漫步，满身人情味。朋友们传看，认为画中抓住了他们的特点。不知何人把那幅漫画拿给了钱杨二位。我得知后真有些害怕，怕惹得二老不高兴，怕说我丑化了他们，更怕上纲上线说我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给自己惹来新的麻烦。我心中犯嘀咕，因为早在1950年，《文艺报》就载文批判过我的漫画，说我丑化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我心有余悸。后来栾贵民告诉我:二老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了几句。

干校生活结束了，我们回到了北京。改革开放伊始，意识形态气氛有所宽松，我又给钱杨先生画了几幅速写像和漫画像。我知道钱杨二老喜欢幽默。我便将自己画的几位文学前辈的漫画像送给二老玩赏。杨先生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你历次寄给我的画册和信和照片都收到，说不尽的感谢。我老想给你写信，而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情。经常抱着满怀歉意。我该写的信有一大堆，干脆虫多不痒了。可是你这头大虫(我指信不指人！)这回又带了小虫子一同咬我，我只好抽空挠一下痒痒吧。”“画像何其芳的最好，其次俞平伯。我的比锺书的好，我和他两幅都偏向美化，绊住了你的神来之笔。可是你这位孝子顺从妈妈的话，我只能尊重你的孝顺，也尊重你妈妈的聪明——我在这里为她老人家祝福。”

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自从1950年我因漫画挨批以后，再不敢画漫画。随着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开展，我学乖了，只美化不丑化。有一次，我妈妈对我说:“你画男人时，画得年轻一点；画女人时，画得漂亮一点。”她的话甚灵，每次按她的信条作画时往往博得被画人的肯定和赞美。这话传到钱杨二老耳中。有一天，栾贵民告诉我:“有人说:按你妈妈的话画下去，画不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他没有指明“有人”是谁，但我可以想象这话出自何人之口。这也正是为什么二老肯定我的漫画而否定我美化的原因。我很感激二老一针见血的批评。他们的话，我铭记在心。可惜长期的禁锢使我已放不开手脚了。

我还在钱先生书写的《仓颉》二字的纸头上补画成小品，并利用他试笔时留下的未写完的字作为草丛上飞舞的昆虫。我觉得小画还有些情趣，便把原画拍成照片，寄给杨先生，如杨先生愿意，可拿给钱先生看一看。我想这类趣事或许能给病中的老人带来些愉快。当时钱先生正在医院治疗。1995年5月18日，杨先生寄给我一封信:“收到来信并附照片，已带往医院给锺书看。他十分欣赏你的两幅小画以及‘草丛上飞舞的昆虫’。”

捧读杨先生的来信，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默默祝钱先生早日康复。

关怀青年

2001年，90多岁的杨绛先生代表已故的钱先生和女儿钱瑗将稿费捐献给母校清华大学，作为“好读会”的奖学金。这是他们对青年人的爱护，还特别强调奖学金不要用钱老和她个人的名字。

杨先生说:“‘好读会’奖学金宗旨是扶贫。因为我们看到富裕人家的子弟升学很方便，可是贫困人家子女尽管好读书，也有能力读好书，想上高中、读大学还是很困难。‘好读会’奖学金就是要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