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界典范

杨老精通英法两国的文字，晚年又自学了西班牙文。杨先生译过一些英法西班牙文学作品。她说:“我翻译的书很少，所涉及又很窄，几部小说之外，偶有些文艺理论，还有小说里附带的诗，仅此而已。”她又说:“但是我翻译的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总觉得难臻完善……”我们从她的声音中不难感受到她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她是我国译界的一位典范。

杨先生从事文学翻译几十年，对这一行业体会尤深。她说:“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言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所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的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事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是值得。”

杨先生说:她本来不是一个翻译者，也没有学过翻译。“翻译是我的练习——练习翻译也练习写作。”

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叶公超教授让她从英文翻译一篇论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并不热心政治，那篇文章既沉闷又晦涩。她说:“我七翻八翻，总算翻出来了。”交了卷，却得到叶公超的好评，没有多久就在《新月》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这是她的第一篇译作。

抗战胜利后，她翻译了英国伤感主义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中的一段，起名《随铁大少回家》，发表在储安平的杂志《观察》上，博得傅雷的称赏。

杨老到清华大学工作后，她读了英译本西班牙经典之作《小癞子》，很喜欢，就认真地把它译了出来。后来得到法译本，又重译了一遍。到了50年代，她发现转译中的错误，于是又从西班牙原文第三次译了这本小说。她认为“从原文翻译，少绕一个弯，不仅容易，也免了不必要的错误。”

《小癞子》原作出版于1554年或1553年，至今未能考订确切年份，更弄不清它的真正作者是何许人。因为小说中很多讽刺与幽默的成分，这是杨老所醉心的部分。400年后，1977年，杨绛将她喜欢的这部小说译成汉文出版。

这里想提一下，杨老对书名的改变，表明她对翻译的追求。《世界公民》中的人物BeaouTi　bbs　杨先生把它译作“铁大少”。《小癞子》原作书名是《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杨老想到:“《新约全书·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花子名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指一切癞皮花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如按原文翻译书名很难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未免过于赘口。于是杨老把复杂的书名改译成《小癞子》，即不失原作书名的本意，又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无疑是成功之笔。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解放前夕，杨绛潜心翻译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吉尔·布拉斯》的作者阿阑·瑞内·勒萨日(1668—1747)是法国写实作家的先驱。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两个朝代的法国社会，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但并未批判社会制度的不良；作者嘲笑了教士，但并不反对宗教。译文发表后，杨绛请钱锺书为她校对一遍，钱老在译稿上划得满纸杠子，说:“我不懂。”杨绛从这句短短的评语中领悟到许多有关翻译的问题:如何才能把原文译好。她开始重译。

1956年1月《吉尔·布拉斯》这部47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式印成单行本，1962年杨先生又重新校订修改了一次。情节曲折惊险的故事，获得读者的喜爱，甚至获得好评，但她本人并不太欣赏这部小说。这部译作为她招来另一项翻译任务。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邀她重译《堂吉诃德》。杨绛说:“这是我很想翻译的书。”

杨绛找了五种英法译文版本，仔细比较，惊奇地发现:“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谁可信呢？”她要忠于原作，只能直接从原作翻译。

年近半百的杨先生开始自学西班牙文，这是一条艰苦而漫长的历程。她为自己规定每天的学习时间，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她认为“学习语文，不进则退”。

她说:西班牙文长句多，汉文如何处理这类长句，她进行了多方试译、探索与比较，最后确定:既忠实原文又兼顾汉文表达习惯的方式。

杨绛根据《堂吉诃德》原版本，翻译到相当部分时，“文革”开始，译稿被红卫兵抄走。后来译稿虽然被退还，但她觉得好像是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去。于是又从头译起。这是多么宏伟的一项工程啊！1976年底全书译毕。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老对自己的译文要求很严。1985年《堂吉诃德》译本已出版了三版，她还是不断校订，发现有些毛病，如:文字欠妥，辞意欠醒，印刷错误，还有翻译的疏漏等。

为了表彰杨先生在翻译西班牙经典文学的贡献，西班牙国王于1986年10月在驻华大使馆特向杨绛颁发“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杨老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这个译本，她不无深情地说:“我常想参照一个更新的原著版本。把旧译通体校订一遍。”九年后杨绛又校对了一次。她最后写了一篇有关翻译此书的文章，题名是《失败的经验》，后略作修改，又以《翻译的技巧》为题名重新发表。

她说到翻译的困难，“至少，这是一项苦差”。“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文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不可走样。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地表达更难。”

我虽然不懂英法西语言，但也学习从事文学翻译。杨老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她关于文学翻译的论述是长年实践的宝贵结晶。

作为翻译家的杨绛感到遗憾的是没有翻译过英文小说，而英文是她第一外国语。

钱老和钱瑗逝世后，为了寄托无法倾泻的哀思，杨先生从英文转译了一篇被视为“天书”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的一段《斐多》。

她知道这是一本非常难懂更是难译的书，她是为了“忘了我自己”而去干这一苦差事的。

我想起，几年前，她译了兰德的《暮年余热·献词》: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翻译工作使杨老的精神得到升华。有人称，杨老译的《斐多》是她的天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