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宏君的屋子，乱得出奇。

整整一年，他在翻资料，终于赶在王世襄先生去世一周年的当口，推出了《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回想与王先生的一面之缘以及多年仰望之诚，这，该算是一个永久的致敬吧？

一切源于巧合。几年前，在旧货市场上，荣宏君淘到了“文革”时抄王先生家的记录，他不知道这有什么价值，当他请黄苗子先生过目时，黄先生激动地说：太珍贵了，太珍贵了。

仔细研读，才发现这是一份奇特的清单，在抄没的物品中，居然满纸是短裤、枕头、花盆、拖鞋、被子……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荒诞的年代？生活在其中的人，尊严何在？由此不难想见，我们传统中固有的那份斯文，为何于今荡然无存。

荣宏君曾想当面向王世襄先生求证，黄苗子连连摆手，王先生刚散尽毕生收藏，情绪低落，加上年事已高，可别刺激他了。几年来，这份清单是荣宏君的秘密，直到王先生永别人间。

“书里的每句话，都要言而有据。”为了这本书，荣宏君下足了工夫，因为，这是一本痛史，表面上，它记载了一位收藏大家的无奈与哀伤，但从根本上，它见证的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从传统的母体中剥离时，那撕心裂肺的伤痛。

荣宏君

青年书画家，现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画法师承国画大师关山月，拜师著名学者、文博专家史树青先生，后又师随以独创冰雪山水画新画种的著名国画家于志学。

第一代北漂

我生于1973年，山东菏泽人。20岁时来北京，再没离开过。

刚开始，在一家民办学校学日语，学了一年多，家里发生变故，学费无着，只好辍学了。想回家，可无颜见江东父老，我想，既然落地，就要生根，不管多苦，也要活下来。

那时圆明园还是一片废墟，我在一所民办中学里租了房，和老乡一起收购旧杂志，再零售给学生，每本赚个五毛一块的，以此为生。

我从小练书法，混在北京，我开始猛练魏碑。字与心境相关，人生得意是王羲之的《兰亭序》，而人生坚持，只能写张猛龙碑，那个帖，我整整临了2年多。

说起来，我要算是第一代北漂了，没饭吃的时候，什么活都干，一度靠写挽联为生。当时天坛南门有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常有老人去世，我就找到附近的花圈店，说可以代写挽联，一副只要10元钱。每周写一次，再冷的天，都得骑车去骑车回，如果坐公共汽车的话，就赔了。

我学古玩鉴定，就是从圆明园开始的，那里到处是碎瓷片，都是正经官窑的，有的被当年大火都烧变形了，慢慢地，眼力提高了，我开始做点古玩生意。

成了史树青的弟子

认识史树青先生，纯属偶然，那是一次讲座，听完后觉得大开眼界，就向先生请教。当时古玩业刚刚兴起，大家对文物鉴定都不太懂，别的商人都是拿着东西请老先生掌眼，而我是诚心求学问的，这给他留下了印象。

以后我多次拜访史先生，他是一个爱才的人，每问必答，时间长了，就给我开书单，让我去读，有不懂的随时来问他。先生在文物鉴定中，最反对只谈真假，不求至道。他总是说，鉴定看的是学养，是知识的积累。

就这样，我成了史先生的弟子，对此，先生却引苏东坡和黄庭坚故例，谦称我们的关系是“师友之间”，先生是位谦谦君子，交往这么多年，总尊称我为“荣先生”，一次师母叫我“小荣”，先生为此还发了火。

在鉴定界，史先生贡献巨大，一是连云港孔望山雕像，历来传说是孔子携72门人拜东海，经先生考证，那是释迦牟尼涅槃像，将中国佛教造像史提前了200年。二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曹雪芹小像，先生力证其伪，后在公安机关的介入下，果然证明是造假。三是《兰亭序》真伪之争，先生同意郭沫若疑伪的观点，反方证据是古人画有《萧翼赚兰亭图》，史先生用丰富的学养，证明此图本为普通的饮茶图，后人牵强附会。

史先生大部头著作不多，写了很多千字小文，虽然很短，但极其用心。先生晚年时，我曾劝他多写点东西，他说：书和资料都不在身边，怎么写啊。先生的东西句句有来历，不查资料，绝不动笔。

史先生眼中的王世襄

史先生与王世襄交情深厚，多次跟我说，王世襄的学问，当代可比者不多。他们在民国时就是好朋友，长辈都喜欢收藏，住得又近，家长买了新藏品，彼此约对方来看。王世襄家学更厚一点，从明代就是显族，父亲是外交官，母亲与舅舅是著名的画家。先生推崇王世襄，说他能把冷门学问变成显学，比如家具收藏，过去没人重视，王世襄却能搞得风生水起。

先生与王世襄都是国民党的留守人员，解放后被送进学习班改造了一年，他们最著名的一个段子是1950年“五一”时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去早了，在西直门外大柳树胡同吃饭，看店家盛咸菜的盘子是宣德青花盘，便两人各出一半，花5元钱买了下来，捐给故宫。这样的大器，现在至少值5000万。

虽然交情甚笃，但两人性格截然不同，史先生是传统读书人，温婉如玉，而王世襄则嫉恶如仇，敢于直言，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放过他，从“三反五反”就挨整，还差点被枪毙，到“文革”时，已成老“运动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相比之下，史先生经验不足，柳亚子去世时，有一方印章，上刻“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大家认为反动，史先生说柳亚子用的是祢衡的典，这里“儿”指的是“英伟之男子”，是褒义，力主收为文物。到“文革”时，这成了他的罪状，其实康生知道这个典故，但他故意整人。史先生的原配夫人上吊了，家中藏品尽数被抄。

王世襄则聪明多了，运动刚起，他找到单位，说家中“四旧”多，主动要求抄家，这在当时叫“自纠户”。这时抄家还比较文明，所以抄走的东西登记完整，这就保护了这些文物。

不经意间留下历史记忆

这份抄家档案，是我2004年在潘家园淘到的。那时名人收藏手札刚开始“热”，价格很便宜，章士钊的才200-300元，还得是毛笔写的，钢笔写的没人要。史先生早就跟我说过，研究前人，信札是非常重要的佐证，从书法角度看，信札更随意也更流畅，最能反映作者的真性情，所以我特别注意收藏。

刚看到这份档案时，第一反应是这有什么用？卖的人也说，没啥用，留着玩吧。我想也不贵，就留下了。可越看它，就越觉得这是一份沉重的历史记忆。

从档案中可以看出，“文革”中王先生两度被抄家，第一次比较文明，收缴文物统计完整，保存认真，第二次则非常野蛮，拿走的全是日常生活用品。抄家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东西，但这么大规模的抄家，这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其中，几乎可称为全民抄家，史所罕见。

“文革”后王世襄先生多次索要被抄文物，但他看不到这份档案，也不知道被抄走了什么，只能凭记忆，这是一个漫长而辛苦的历程，在他的努力下，大部分文物回到了先生手中，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王先生曾想将这些文物捐给公家，因为他是一个达观的人，主张收藏应“自我得之，自我散之”，只要满足乐趣，得到知识，那么东西还应该还给社会。从古至今，贵为帝王，也不可能永远占有一件文物，何况一介书生？

可王先生多方努力，居然没单位肯接收。后来知道朱家溍先生捐给公家的文物没得到很好的保护，有的居然被损坏了，先生灰心丧气了，说：与其这样，还不如把文物交给爱惜它的人。

文脉一断难再续

史树青老师给我讲过很多王先生的故事，但我和王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时王先生刚将所有藏品拍卖掉，心情不好，登门拜访时，屋子里很乱，先生穿着睡衣，情绪低落，他本来就是性情中人，原想将自己的老宅改造成博物馆，多方申请未果，最终还是被拆掉了，多年收藏的明清家具甚至无处摆放。

和先生谈了40多分钟，遵黄苗子先生嘱，没敢提这份档案的事，我想先生如果真看到它，会无限感慨吧。从这份档案中，将来的人们会看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脉，究竟是怎么断掉的。

正如钱学森之问，今天我们经济实力、教学条件、基础设施有了巨大改善，可为什么一提起大师，依然是民国时培养的那些学者呢？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没得到同样的提升呢？从史树青、王世襄等一代大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深深的敬意，他们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在学问道路上，能将做人与治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故脚踏实地，真正达到了学贯中西的境界。

相比之下，今天学问变成了晋身的工具，成了身份的象征，从学风到体制，都比较浮躁。方舟子出现，大家都说好，在我看来，这是学界之耻，搞学问居然需要职业打假人来清理门户，这实在是太可悲了。究竟该如何解决？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已经超越了知识分子所能思考的范围。

一个民族的文脉是靠信仰与尊重，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但“文革”不仅毁坏了文明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毁掉了人们的尊重心，文脉已断，仅有惋惜与悔恨，是无法接续的。

这份档案是一份沉重的民族记忆，它不仅是王世襄人生的见证，更是我们共同命运的见证，虽然很痛苦，但不应忘却，不应麻木。

陈辉/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