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般的作家

杨绛最早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戏剧。

1943年1月她写的喜剧《称心如意》，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搬上舞台，5月份上海联谊剧团又在金都大戏院进行演出，导演是黄佐临。1944年她又写成《弄真成假》，公开上演。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与李健吾老先生同游某处时，他兴致大发，对我说，他曾经演过戏，剧本是杨绛写的。他在剧中扮演的是主角。我还记得他颇自豪地说，他为这个戏出过力。这事让我很意外。当时他谈得津津有味，后来我追记过这段事。不记得是谁让我写成文章，自以为很快就能发表。文章没有面世，手稿也没有保留下来。

除了剧本以外，杨绛先生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甚至长篇小说。

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是真人真事，有根有据，如车夫、送煤工、保姆等普通老百姓，反映出来的是时代的大背景，及各种重大的事件。

杨先生写的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的小说和随笔，对我感触最深。

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有人提出意见，她称:“怕不够资格”。此后有会她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杨先生说，她“洗了一个小盆澡”，一次通过，接着是“忠诚老实运动”，她把自己的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有一天党代表和她握了握手，说:“党信任你”。

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为后来写作积累了一定的材料。

过了30多年，凭借自己的记忆和分析，她写成长篇小说《洗澡》。她写了建国前后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小说像是没有结构没有主角，但给人留下一幅斑斓多彩的画面和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让人深思。

“三反”结束后，全国院系调整，杨先生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她的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写了《论菲尔丁》一文。

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先生说:“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从此，杨先生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

1966年“文革”爆发。从北京到外地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那年8月初，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

20年后，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中详详细细地记述了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这篇文章不仅真实地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的种种遭遇，如同一场可怜又可悲的滑稽戏，同时勾绘出“红卫兵”、“造反派”等等组织成员中丑恶的嘴脸。她又告诉读者，当时随着造反大旗摇旗呐喊的人当中，有一些无奈者、被迫者。杨先生把他们视为“披着狼皮的绵羊”，表面凶狠，内心尚善。正是由于他们暗地的关照，使杨绛等“牛鬼蛇神”免于受到更大的折磨和伤害。

我常常想，新的一代青年人，应当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了解一下他们绝对想象不到的场面，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应该是必读之一。

杨先生在许多散文中写了亲朋好友，如《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记杨必》等。但让人最不能忘却的是她笔下的女儿——钱瑗。钱瑗是他们的“生平杰作”。钱杨二人在英国留学时生了钱瑗。钱瑗自幼通晓英文。回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她的外语才能精湛，她的学识渊博，她的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开创了“文体学”课程，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不幸的是，她早于父亲一年辞世。

钱瑗的逝世，是父母最大的悲痛。杨先生没把这一噩耗告诉病中的钱老，自己在心中担负了一切悲哀。但她在后来写成的《我们仨》中记述了钱瑗在家中的地位，她的遭遇。

《我们仨》一书中包括三部分:《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和《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是一部关于父爱、母爱、子孝的奇书，是人生教科书，必读的书。它教导人应当如何面对苦难、面对死亡、面对幸福、面对人生变化。杨老太太为我们留下了精神财富、爱的启迪和憧憬。

如今钱瑗这位不同寻常的才女先于父亲走了，深深敬爱她的师生们在北师大园内一棵雪松下留下她的一捧骨灰，成为后来学子悼念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