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案发生后，李煜瀛、吴稚晖和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曾先后致函行政院长汪精卫，为易申辩，指责司法不公，但皆被汪精卫以行政不干涉司法为辞而置之。吴瀛怀疑汪精卫为易案的幕后支持者。他说，汪精卫与国民党元老派的吴稚晖、张静江、李煜瀛不合，和易培基也有不快。汪与易当年同在孙中山身边，初时关系甚好，后因政务分歧有了矛盾，渐行渐远，直到汪不能再容忍易。他认为，汪精卫是暗中支持张继的，否则张继还不敢这样做。

也有一种议论认为，易案与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派系之争有关。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改教育部为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合并国立9校及天津北洋工学院为国立北平大学，李煜瀛为校长……蔡元培和李煜瀛因北京大学名称的存废和设立北平大学的问题发生意见冲突……易培基秉承李煜瀛旨意，提出北京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由蔡任校长，在蔡未到任之前，以李煜瀛署理。易的这一议案获得通过……从此教育界开始了蔡元培的派系(北大派)和李煜瀛的派系(中法派)的斗争，且持续了若干年……

有人据此认为:“国立北平大学的花开花谢，蔡、李两系之间，是否已有畛域？或为‘故宫盗宝’案的胚胎！”李煜瀛致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函中亦说到:“今在国民政府旗帜之下，而反动者包揽两部，以司法机关为施行政治阴谋之工具，代欲包办教育者，倾倒其所谓之政敌。前寅兄(即易培基)于劳动大学被阴谋家倾倒，正如故宫博物院之事相同。”

当年民报社会新闻版“刍言清议”载有署名“昌言”所撰《故宫古物案之索引》一文，其中说道:“……于是企图夺此教育之牛耳者，势必借一哄动全国之事，转移信仰之心，踣易即所以射李也，崔振华、郑烈等，不过某派之工具也，然则故宫不过系一借题发挥之题目矣。”

郑欣淼指出，易培基从受聘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图书博物馆筹备会主任开始，即投入主持筹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并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担任院长期间，更是筚路蓝缕，多有创建。比如，他按《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的规定，调整了博物院的职能机构，成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延聘著名专家学者到院工作，进一步整理院藏文物；首次提出《完整故宫保护计划》，并筹措专款整修破损严重的宫殿建筑；增辟陈列展室，组织安排古物、图书、文献资料的陈列展览；创办《故宫周刊》，对外宣传介绍院藏古物、图书、文献以及宫殿建筑。在此期间，易还筹组建立了警卫队和守护队，为故宫博物院建立了专门的安全保护机构和专职的安全工作队伍。他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而且为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郑欣焱认为，在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易培基的功绩。“易培基‘盗宝案’充分反映了国民党统治下官场的黑暗、司法的腐败，以及其他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易案为冤案，已成了人们的共识。”(未完待续)

民国易培基“故宫盗宝案”是民国史上著名冤案，其情节相当曲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

1933年2月至5月，数十万件珍贵文物分4批运出。在第5批文物即将运出的时候，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从南京派检查官朱树声到故宫查封了会计科并要求审查。

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的夫人崔振华，控告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秘书长李宗侗“主使伪造文书、浮报贪污”。北平地方法院传讯易、李等人，并拟将易、李以盗宝嫌疑犯拘捕。易、李在报纸上刊登张继等贿买人证的实物照片，舆论哗然。

在装运中，该院职员萧襄沛因将凤冠上的珠子摘下装箱的作法，被郑烈扣上“破坏古物以伪换真”的大罪名。结果，萧被判处有期徒刑数年。张继、崔振华、郑烈借机宣称易培基指使萧襄沛盗宝。

紧接着，报纸上宣传“苏州法院通缉易、李，易、李已畏罪逃往国外；农业部次长萧瑜代易培基盗运宝物往法国，在马赛被法国海关查出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