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培基（左）与吴瀛（右）合影。吴欢 提供

“这是我最近整理发现的爷爷1950年写的日记，抄录了当时他致毛泽东和董必武信件的内容。这是第一次通过你在媒体披露，对你和读者了解‘故宫盗宝案’真相，了解我爷爷对马衡的看法会有帮助。”在北京昌平一处别墅区的家里，身为故宫博物院创办人之一、“故宫盗宝案 ”当事人之一吴瀛之孙，戏剧家吴祖光、新凤霞之子，书画家吴欢对记者说。

在北京通州一栋公寓楼的家里，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之孙、戏剧家马彦祥之子马思猛向记者表示:“我跟吴欢前几年有一次偶然的相遇，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之前不认识。吴欢和吴家人近年来又是出书又是到处讲话，片面地大谈‘故宫盗宝案’和他爷爷对故宫的贡献和受到的冤屈，说我爷爷是‘既得利益者’‘叛徒’。我不能沉默了。我爷爷是个专心做学问的老实人，说话、做事公平、低调，遵行‘君子不党，不二色’的原则，在易培基因‘故宫盗宝案’辞职后临危受命，受推举就任故宫院长时表示‘只理院务，不问易案’，完全不是吴瀛他们误解的那么回事……”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起云涌，在二三十年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古都北平，从驱逐溥仪、设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到 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再到抗战爆发，历尽沧桑的故宫内外，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也演绎了一幕幕空前生动的悲喜剧。轰动一时并影响长久的所谓“故宫盗宝案 ”便是其中的一部重头戏。

尽管事起故宫博物院内部，牵涉国民党政府高层权力之争的该案早已被定性为一桩冤案，或先含冤离世、或后分隔两岸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也先后作古，但其曲折、荒诞的戏剧性情节发展和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走向末路而不了了之的结果仍颇耐人寻味。今天，更由于被“好事者”收入“民国十大奇案”“民国八大奇案”,甚至被称为“民国第一惊天奇案”而为人津津乐道，当事人后人近年来整理先人遗稿出版的相关书籍也足够吸引今人的眼球。

就在今年年初，吴欢重新整理出版了《故宫盗宝案真相》。因采写《马衡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故宫》一文，记者又走访了马思猛，他在《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一书和接受采访过程中也提到了“故宫盗宝案”。

马、吴两家后人对“故宫盗宝案”和两家历史恩怨的各自叙述，令记者感到有重新追述历史、厘清疑点的必要。吴欢出示的此前从未披露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吴瀛致毛泽东、董必武书信详细内容，更让记者眼前一亮。“故宫盗宝案”的夙孽和余波，竟直接或间接牵涉到故宫前两任院长的起落和家人、朋友乃至更多大小人物的命运，无疑是历史的悲剧。然而，在波诡云谲、艰难曲折的复杂历史背景映衬下，易培基、马衡和吴瀛等众多故宫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地完成了创建和巩固故宫博物院、千方百计保全故宫文物的历史贡献和由此彰显并传续的“故宫人精神”，也正是世所公认的历史主流。

因此，“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式简单的历史钩沉和回避利害冲突的语焉不详无异于隔靴搔痒，纠缠于个人恩怨和一面之词也不足以还原历史的真实，何不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综合各方的叙述和观点，再结合最新发现的史料，有重点地对此“民国奇案”及余波进行历史大背景下的回望和观照，个中意味，由读者自己品鉴。对记者的探询和想法，马、吴两家后人均表示没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