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论主观》实际上导致了“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的支点的崩坍，这于舒芜是一次精神的地震，也是一次顿悟。经此一事，他明确地说:“越来越发现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我所理解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可调和。”他的“不可调和”的意思，显然地，不是坚持“所理解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只能是接受“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他在尚未解放之前，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就是舒芜与“胡风派”故交之间的不同。带着这种不同，1950年9月他从南宁来到北京，睽违三年之后第一次重逢。他发现:“对于路翎他们还保持着知识分子某些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习惯作风，我已经觉得看不惯。”“记得好像是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廖承志要约路翎谈他写的一个剧本问题，路翎与胡风谈论如何应付，语中杂以调侃嘲笑，我觉得这不像一个已经当家做主、干自己的工作的革命文艺干部应有的态度。”也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同之中，舒芜朝着“揭竿”的方向走去了。

为了来到那一天，他对自己做了大量工作。

其中，包括在自己心里重写胡风的形象，以使将来的背叛显得合理。他在想，胡风在文坛那种“绝对孤立的状态，是不是注定不可改变的呢”？潜台词是，胡风本人对此要负多少责任？他尝试这么设想:“胡风是不是把文艺界总的情况看得太糟，把文艺界大多数人看得太糟或太差，才招致了这种孤立呢？”他还用事实告诉自己，远离“胡风派”以后，“社会接触面自然扩大，我也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朋友，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觉得与胡所说的情形并不相同”。

他检讨了与过去“对手”的关系。他也听说了周扬在《讲话》前后的变化，这竟使他对周扬突然有了一点亲近之感，甚至得到了榜样般的力量:“可见过去对我的批评中并无周扬假公济私修旧怨的成份；而且，周扬自己的那段经历，就证明了整风运动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我的思想障碍去除了，我非常兴奋。”

以上，只是给自己的变节寻找心理安慰。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从思想上“自我了断”。怎么个“自我了断”法？盖《论主观》之写作，归根结蒂来自于他本身的信念与主张，所谓“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这个须不是别人强加硬塞到他脑子里的，所以无论如何，他只有跳出自我，斩断情丝，尽毁前识，才能走出困局。所以，他拼命为此做功课:

我反复思考:解放前我宣扬的个性解放，究竟对不对？我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日益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在实际工作中起不到好作用，非“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从这段话，真正看出了他思想的飞跃。因为单讲那个问题“对不对”本身，实际上他得不出“不对”的结论。因为他于“所理解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个难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他本身的观点并没有变化，但是他聪明地觉悟到，可以通过“用毛泽东思想来看”加以解决。一旦不用自己的观点，改用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苦恼、障碍都化于无形了。这个打通思想的方式，带着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性质。他不是穷尽、反思问题本身的正谬，求理性的确认，而是承认现实，以现实明摆着的什么是最高权威来裁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他当年朦朦胧胧想到的“政治标准高于一切、以政治标准裁定和衡量思想、文化、哲学上一切是非和价值”。这样做，已经放弃了思想者的立场，但利益则是使自己从险境中抽身。

这就是舒芜的脱胎换骨。想想看，他是从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信马克思主义、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反法西斯、尤反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搞的封建法西斯，走到这一步的。如果把他的思想发展比作一艘航船，那么现在之于过去，不啻是逆流而去。

1952年5月25日，《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长江日报》发表。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十三天后，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还加了重要的编者按。舒芜说:“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还有半句话，被他隐去了:“也是我所欣喜和庆幸的。”为什么呢？三年来，甚至六七年来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党报转载和加编者按的规格，证明他一直以来在蜕皮、茧变方面付出的努力，是对的、明智的。如果他当时知道编者按出自当年在重庆对他拍了桌子的胡乔木之手，也许会更加欣喜，尽管编者按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说法，使他“吃惊”，但这个“吃惊”想必更多该用暗自庆幸来解释。他仔仔细细、抠着每个字眼把编者按读来读去:

这些我都注意到了，根据解放以来的经验，我知道这种按语，用字遣词，是十分斟酌的，而且肯定来自比《人民日报》更高的领导。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它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的体现。我读了这个按语，更决心继续沿着检讨错误、改造思想的道路走下去，而且自勉要提高认识，进一步认真考虑“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