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后序》，是把它作为观察中国现代某一类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极好材料来接触。当着舒芜以其充满失败的体验，追索和呈示自己一生时，在我看来他表现了诚挚。这种诚挚，是对于其悲情经历的补偿；盖因任何人，包括所谓“人人得而诛之”的奸佞之徒，其实也渴望一种内心平衡，这个平衡就是，替自己的思想、行为建立严肃性。当越被舆论、社会一致贬抑时，这渴望也愈显强烈。舒芜晚年，应深受此煎熬。从他“文革”后一直致力于研究周作人，可窥见其中的心迹。有人否认他存在忏悔的心理活动，从逻辑上推断是说不通的。舒芜肯定具有迫切的忏悔心理，那不是出于伪饰，相反，是一种利益所在——恢复内心平衡，就是他晚年最大的诉求。他不能抹去自己已经留在历史上的无良行为，但是，他将努力告白，自己并非生来的丑类，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其来有自。这种告白，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可以认真对待，而非加以嘲笑奚落。原因就是，基于对人性的了解，除了极少数恣意妄为的魔头，百分之九十以上曾经为恶犯错的人，一是受制于自身品质的缺陷，其次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引导和逼迫。换言之，社会之恶远大于个人之恶。而当那种社会之恶随历史变动悄然引去时，个人却往往要留下来单独承受罪孽，这是他最为不甘之事。于是，他将起来反抗这种关系，而反抗的方式，则是一面承担自己该当承担的过衍，一面将现实的引导和逼迫所起的作用一一指明。这看上去有辩解的成份，实质上却是特殊的忏悔——用对社会之恶的省思，而向真理复归。鉴于这样的反思，维护和服从了社会和思想的正确性，我们理当欢迎和予以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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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对胡风事件知之不多的读者理解本文，也为后面的讨论做一番引导，我们先将舒芜与胡风交往的始末，加以概略介绍。

舒芜于1940年底首先认识路翎，很快成为至友。但是路翎把他引给胡风，却等到1943年夏天。原因是，不久发生“皖南事变”，在周恩来安排下，重庆的著名左翼文人撤往香港以至缅甸等地。这样，等到1943年国共间情势缓和，胡风才回到重庆。

路翎从报上见着胡风抵渝的消息，第二天即进城看望，且要舒芜同去，并嘱其“将已写成的《文法哲学引论》等三篇，已发表的《释无久》篇，带去请胡风审阅”。此举显示，路翎看重舒芜的文章，并推想也应引起胡风的重视。当时的舒芜，连初出茅庐都算不上，是文坛门外之人。

果然，胡风对于这新见的青年，相当器重。尽管胡风扶植后进是一贯的，但他对舒芜的期望，大抵又不一般。这一点，只须看看所谓“胡风派”的构成，即可了然。在他的所有追随者中间，除去一个阿垅，更无其他长于理论和理性思维的人。“胡风派”在理论上的开拓与建树，一直以来靠着胡风自己。到舒芜前来相见时，胡风已经拥有了创作方面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路翎，假如理论方面也能罗致并驾齐驱的人才，意义则不待明言。

舒芜的确具有这种潜质。胡风以他对于不同才具的敏感，显然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舒芜的推举，尤显尽力。舒芜携以拜见的三篇论文，《论存在》、《论因果》和《文法哲学引论》，胡风全部设法不久使之一一发表。就此论，舒芜此行收获，一举便与过去发表论文数量总和相当，而且刊物知名度远非过去可比，这理应视为他正式踏进文坛之始。

因此，说胡风于舒芜“如同再造”，似无夸大。除了实际提携，胡、舒之间也频有书信，内容自然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思想方面，彼此交流、沟通。但以当日年龄、声望的差别，在舒芜而言，这些交流、沟通，不免也被当做指导。这样交往了几个月，他们的关系有相当的进展，于是发生了《论主观》的写作。

谈胡风事件，就不能不提到《论主观》这篇文章。关于它的写作，《后序》几番谈到胡风和路翎的启发及鼓励，这些笔墨自某一方面看来恐怕另有所谓，而作为一般研究者，却主要是从中捕捉当时文艺界、思想界的信息，从这样的角度看，《论主观》的酝酿与胡风、路翎存有联系应属正常，否则反而不易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