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观》及《论中庸》之后，舒芜尽管仍在参与“胡风派”的评论以及论战，但若即若离心情已露。对1946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间，他自己的用词是“困惑和撑持”。所谓“撑持”，当然是无心恋战却又碍于情面，而为这种状况所苦。他说，“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调”。这种“失败主义的情调”，显然与审时度势有关。随着党一步步走向建立全国政权，舒芜越来越放不下因《论主观》陷入的漩涡，也就是他所谓“《论主观》刚一出来，就受到权威方面那样的打击”。在性格方面，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一条好汉，而且恐怕也不像别的人，那样激于义气。虽然大家不免都在审时度势，但舒芜的不同是较多从自己感受出发，较少从友朋群谊出发。所以，1946年以来，他其实一直是悄悄地从“胡风派”引退，缓缓地拉开距离。

解放时，虽然未必刻意所致，但他与朋友们的地理距离，却远至南宁。在北京及上海，胡风及其拥护者们聚集在一起，舒芜则独自呆在南陲。这已经对以后的事有所暗示。在这样一个遥远的距离中，舒芜暗暗发生着“转变”。1952年，他先后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公开亮出“反正”姿态。胡风与舒芜从此绝交，乃至发生1954年舒芜随聂绀弩、何剑薰，不告而至造访胡宅，被臭骂出门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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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情脉络上，现在已看得清楚:第一，胡风事件除了思想原因，没有任何别的原因。第二，思想原因则是指，“胡风派”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解放学说的认识和理解，也根据他们对于“五四”特别是鲁迅传统的认识和理解——上述二者在他们看来是一致的——主张一种文艺观，主张一种用文艺投入解放事业的方式，顺带着，还主张了一种革命者的实践与自我改造的理论，而这些主张，与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权威体系有不一致和相抵触的地方。第三，他们被要求放弃、服从和自我否定，然而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心悦诚服地这样做，而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负隅顽抗”。

事情无非是这样，再加上一些心理因素和一些人际关系的互动，到1955年终于不可收拾。

我们还能分辨，历史向前推上几年，或向后推二十几年，例如上世纪3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之后，即使一模一样的“胡风派”存在，也不会导致那种结果。因此，胡风事件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他们不幸赶上了这样一段历史，从而成为悲情集体。这一点，也是一目了然。

但是，以上只是我们对这种历史最浅显的认知，所形成的反思也不费太大气力。而实际上，历史之所以能够积累起这样一个格局，先前就有漫长的道路。甚至于，事情的由来，也全非权威击碎异端那么简单，击碎与被击碎之间，本身含有极复杂而且密切的关系，有时候令人想到“共振”这个词。这需要从20世纪中国精神走向、价值选择、知识分子意识等辽远的方面求得解释，乃至要从中国历史与文化根基求得解释。舒芜的《后序》令人眼前一亮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深度，意识到了自己一生变化后面有一种历史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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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年有关现当代文学史人物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20世纪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这首先因为他们是一大现象，数量上平心而论占有优势；其次，在经历上，他们普遍比较复杂、曲折，有更深的内容值得思索。

单就人数众多这一点而言，就足以令人对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奥秘感到好奇。对于左倾思潮是否占着主流地位，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观察20世纪上半叶的学潮，很明显，几乎都是左翼现象或带有左倾痕迹的，这大概能够说明，在学生阶层中左倾是比较普遍的情形。当然，我们拿不出什么量化的统计数据，来显示学生中左、中、右各自的比例。不过，倘以文坛为例，这种对比却比较容易搞清。虽然从前文学史写作，对左翼之外的作家加以遮蔽，然而90年代后这种遮蔽渐渐打破以来，我们一方面看到过去文学史写作抹煞了一些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发现，对这种抹煞的纠正，没有使文学史的基本布局发生太大改观，换言之，在现代文学史上活跃的、重要的、成就较大的作家，仍以左翼占着明显优势。

这应当是20世纪中国一个根本性的精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