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我做过的个案里，那些左翼文人的发展史，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出自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价值观，然后抛弃它，转而信仰或接近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有规则的现象，一般性地解释不难，但是堪称详尽、细密、深入而富于条理的个人心灵自剖，很少见到。到了舒芜《后序》，我才觉着看见了一份清晰的陈述。

舒芜虽生于“五四”以后的20年代，但那时乡间私塾仍授传统蒙学，加上方家(舒芜本名方管)是桐城派后裔、理学世家，所以他有旧学背景。这一点，跟前辈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等相像。

但是，一经接触新文化，这点“家学渊源”不论怎样悠久，也立刻被击溃。“后来读《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和《狂人日记》，便能够懂得‘孔家店’里是些什么货色”，“新文学家们的流派异同，我不知道，只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比理学有趣得多；后来回想，当然是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思想，引起我的共鸣，同理学发生了矛盾。”所以到了初中阶段，他就形成了人生思想第一个阶段的四个支点:

一、反儒学；二、尤反理学；三、尊“五四”；四、尤尊鲁迅。

其中理路，易于理解，不必多说。

以下来到高中阶段。这时，他的思想又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也被概括为四个支点:

一、信马克思主义；二、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三、反法西斯；四、尤反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搞的封建法西斯。

这转折是个关键点。很多从“五四”进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其思想和内心逻辑，与舒芜所清理的线索相符，却很少把关系讲得这么坦白、原原本本，相反往往加以回避。例如郭沫若谈到自己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所强调的是思想、世界观的新生，并把它解释为对先前思想的抛弃，“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创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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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让人困惑的细节不论，就主要方面讲，事情是清楚的:舒芜在一知半解、虚浮悬离或者“自主理解”的情况下，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从事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理论探讨。我不知道他这种情况，是否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但是，这样一来，他不仅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把自己摆放到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实践的界域中，自然而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审核与查验。这种现实处境，真实客观，无论他准备是否充分。

《后序》用“解放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心检讨”和“检讨文章发表”，总计四节讲述他的转变经历。说实话，里面存在文过饰非的地方，尤为突出的一点是，他的转变，归根到底来讲，是功利心、妥为自保之念使然，但他对此强调不够，自我批判也不够，而将主要笔墨用在说明这个转变过程怎样水到渠成。

但是，他讲的这些，又不能纯粹视为借口。这让我想到《后序》一开始对自己小时候受“家学”影响，就理学做功课的情形。从那里面我想到一个问题，道学家虽有虚伪透顶的一面，可是，当他研习那些虚伪透顶的道义时，他在内心却同时要假设、诱导和逼使自己进入一种虔诚心境，这样来完成他的颖悟和通融。舒芜的“从头学习”与此非常神似。一面，他明明是出于功利目的“改造”其思想，另一面，又确实在尽力参详其中的要义，把自己的意识扭转过来。就好像一个人打算去做他所不愿或明明认为不好的事，而千方百计说服自己，从不愿意到愿意，从认为不好到认为很好。

这样一来，他文过饰非的地方变得不重要了，他所展示的如何驯服自己心灵的过程，变得非常重要了，堪为我们研究的标本。因为当时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乃是普遍重要的时代事实，可是过去却没有人做过他这样细致的剖述，所以这段文字，实在也就有从他个人身上剥离出来的意义，成为一个客观观察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