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家对科举的思考和扬弃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西方世界是如何接受中国思想的，是欢迎？是抵触？如果有批评的话，批评的视角如何体现？从手头相关的史料来看，大体上讲，当时的欧洲似乎是满腔热情地拥抱中国文化，以至于到了18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已成了一种风尚。法国尤其如此，据说在当时的法国几乎所有上流社会的妇女都摇着中国式的折扇，许多人家里的玻璃灯罩上都画着一个对他们来说奇异的中国人物。汉学是当时的显学，尤以法国为重镇。欧洲汉学的三大名著--《耶稣会士通信集》、《中华帝国全志》和《中国杂撰》均在法国出版，此三书共同奠定了欧洲汉学的基础，直接催生出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当中也包括欧洲的洛可可艺术。

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当欧洲人吸取中国科举制度的精华，即平等竞争、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后，对中国科举的内容并不热衷。以下让我们来听一听当时西方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或哲学家是如何评价中国科举制度的。

先听听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评论。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和"最优秀的诗人"。从他的诗歌和其他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中国文明真诚而热切的崇拜者，算得上是爱慕中国者中最狂热的一位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君主独裁的国度，而是建立在家长式统治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国。他说，"他们帝国的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是世界上唯一完全按父权建立起来的帝国"，一方面，中国的皇帝依世袭而一脉相承，代表一种秩序；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又使皇帝不能完全随心所欲，代表理性。他不无赞赏地指出："人们完全不可能设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在那里，事无巨细均由相互制约的大衙门审理，而只有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这些衙门任职。中国的一切都通过这些衙门自我调节。"

另一位值得介绍的学者是弗郎斯瓦·魁奈（FrancoisQuesnay，1694～1774）。魁奈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他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并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他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就正如亚当·斯密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魁奈于176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LedespotismedelaChine），被西方知识界称为"崇尚中国运动的顶峰之作"。书中他认为，中国的先进性在于，中国不存在欧洲社会那种意义的阶级分野，没有世袭贵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可以变动的，一个人的功绩和才能是他可能获得显赫地位的唯一标准，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于它使社会各个阶层处于流动状态。魁奈指出："一个中国人必须获得通向进士的各种学位，才能成为一名朝廷官员。（进士）层次三个等级的那些人是最杰出的，皇帝便从他们中间选拔阁老或国务大臣、中央行政机构的堂官、各省和大城市的地方最高长官，以及帝国内所有其他的重要官吏。"他认为，中国公开竞争的科举制度堪称典范，西方无法相比，而法国实行卖官鬻爵制，宫廷以此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其结果是官员极端无能，唯以敛财为目的，百姓深受其害，而且代代相传，贻患无穷。

虽然一般而言，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制度持批评态度，但就科举制度而言，他的观点与魁奈相似。就选拔官员而言，他认为中国的科举远比欧洲领先。他说："中国没有世袭的官吏和贵族，皇帝通过科举等途径选拔官吏。凡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经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机会。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这有助于以儒家思想治国。除科举外，地方官吏还可以向朝廷荐举品德高尚的人充任官员。这种制度有利于提高官吏的素质。"他同时谴责法国以出卖官爵换取财富的做法。

除了法国人外，英国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1776）的观点也值得我们重视。休谟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经验主义哲学家，他与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GeorgeBerkeley，1685～1753）并称英国三大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尖锐地指出，科举的优势是其"平等竞争、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逻辑内核，但是科举的内容使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不佳，中国的科学水平因而落后。他说，"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法律，同一种方式交流感情"，这种高度统一性，必然导致思想的僵化、权威的崇拜和经典的尊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导师，如孔子先生，他们的威望和教诲很容易从这个帝国的某个角落传到全国各地。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对祖宗制定、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再说，"中国一流人才的出路也极为单一，学而优则仕。除此之外，中国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中国人会在科学上投入什么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