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30岁的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他一直在中国传教和生活，于1610年去世，期间正值明朝万历年间（1368～1662）。1615年，利玛窦撰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出版，并有法、德、西、意、英等多种译本流行。该书是《马可·波罗游记》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的名著。对我们来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中国札记》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利玛窦认为相当于西方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秀才、举人、进士的三级考试的科举制度，内容涉及考期、考场、考官、科考内容和规则、录取方式、授职仪式等具体问题。利玛窦观察到，"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一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给他们来管理"。他同时尖锐地指出，"中国人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就是道德，但是由于缺乏逻辑学，他们的伦理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看来，对中国人只重视道德学科而忽视其他学问，尤其是自然科学，利玛窦很有保留。

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在东学西渐中有过卓越贡献的西方传教士是耶稣会士曾德昭。他是葡萄牙人，原名是奥伐罗·塞默多，于1613年来到中国传教并同时学习中文，当时中国正处于明朝末期。曾德昭在中国一共待了22年之久，期间他曾于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中他完成了《中华大帝国史》。书中除了物产、民俗、政治制度、政府结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法制等方面的议题有比较透彻的介绍外，曾德昭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做了相当详细的描述，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正如英译本序言所说："他的辛勤撰述，已被译成多种他国文字，且为若干作家引用，在欧洲诸国深受欢迎。"

曾德昭在介绍科举制度时，特别强调了该制度的"自由报考、公平竞争"的原则，他写道，"普通老百姓不分职业，均可投考"，只有"军士、保镖、法警、恶棍、刽子手及称做忘八的妓女监护人"才被摒弃在外。他把科举的三种学位，即秀才、举人、进士比作西方社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他同时写道："那些仅仅是学生，没有取得任何学位的人，本身没有任何特权，只被人尊称为绅士。大家把他们敬为国家之灯，中国人知道应如何尊重确实值得尊重的人。"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保留的个人投考学位的方式，很是奇特。从学生头次赴考，直到最后考取博士，是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因为学位和职位带来的名利，都取决于这些考试，他是人们全力注视的唯一目标。"

从以上简单的三个著名人物的典型例子中，我们便可得出当时东学西渐的主要传导机制。当然我们也不难想象，别的途径是那些奔波于丝绸之路的商人、游客以及外国来华使节的口耳相传，尽管历史留给我们的书面证据不易寻觅。至于东学西渐的时间，如果我们仅从马可·波罗算起，也起码经历500多年。相比之下，西学东渐的时间也只不过是大约1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