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所造就的官僚制，一方面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可资改造的官僚制度的外在形式，但另一方面，由于官僚只是王权的一个依附和延伸，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从专制制度向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转型。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学习中国科举制度的同时超越

"东学西渐"与西方的兴盛

文·傅军

"西学东渐"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就不难看出，在人类文明发展滔滔不绝的长河中，其实"西学东渐"只是近代的事情，历史相对很短。更早的时候是"东学西渐"，而且这个过程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中国曾经是如此的辉煌！这种历史的优越感部分地被"中国"--"国中之国"--这个名字所体现。难怪乎，即便是到了18世纪的晚期，当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勋爵（LordMacartney，1737～1806）于1792年来到中国要求通商时，清朝乾隆帝对他的态度是如此傲慢。面对英国的通商要求，乾隆帝的回答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从而拒绝了英国通商的要求。乾隆帝的傲慢未必是无缘无故的，他的傲慢是源于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形势的错误判断。

回过来看，借助于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中国已开始在B（政府）和M（市场）两个维度上系统地落后。相应的，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中国。但是，历史的优越感使乾隆皇帝无法知道那时的欧洲已经超越中国，他只不过生活在错觉中而已。光凭经验、没有理性，很难看清世界的真实画面。

有意思的是，马戛尔尼勋爵来访的是时间是1792年，而此前16年，即1776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发表了其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史料显示，《国富论》中的观点和思想成了英国国会议员的常用论据，甚至连当时的英国首相皮特也自称是斯密的学生。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的研究表明，在1700～1820年间，西欧人均GDP年复合增长率是15%，日本是13%，而中国大约是1%；在17、18和19世纪的前半叶，日本的人均收入赶上并超过了中国。从中足见市场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效应。但可惜的是，当时，乾隆帝没有这些统计数字，他身边的重臣多数也只是些舞文弄墨、重感受轻逻辑的文人。不然，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将会是，乾隆帝会制定什么样的国策，是继续傲慢还是谦虚学习？虽然这是个虚拟的问题，但是其中的逻辑对今天的各国依然具有普遍意义。

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人事署长艾仑·坎贝尔（AlanCampbell）来华讲学。他直言不讳地说："当我接受联合国的邀请来中国向诸位讲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是深感惊讶的。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显然，西方文官制度的肇始，源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启示。我们来谈谈东学西渐，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1）西方学习中国科举制度的传导机制是什么？（2）他们学了什么？（3）他们有什么超越？

追踪古代中国影响西方的传送带

邓嗣禹的《中国科举制度在西方的影响》一文对中国科举于西方的影响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早期西方商人和旅行家，尤其是传教士，是东学西渐的播种机和传送带。"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充满偏见，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充满敬意。"这是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RégimeetlaRévolution）一书中的感言。这句话或许也适用于东学西渐。

意大利著名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4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于1299年写完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记》、《东方闻见录》）。该书的拉丁文版于1320年出版，在欧洲广为流传。书中所描述的中国的太平、富庶和昌盛，虽然有夸张之嫌，但实际的效果却点燃了西方人的东方之梦。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科利思（MauriceCollis，1889～1973）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的确，《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在西方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开始了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事实上，1492年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结果整个16世纪成了最为辉煌的地理大发现的百年。由此，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执著和狂热可以窥见一斑。

在东学西渐的历史上，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的名字同马可·波罗一样响亮。但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利玛窦是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传教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个千年内（1000～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赞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做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univers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