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出版社“版权买断”的背后

这些对簿公堂的案例或许是两岸三地不同文化板块交流中碰撞摩擦出的火花，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在海豚出版社社长、知名出版人俞晓群看来，现在的版权交易流程已经很顺畅，纠纷只是小概率事件。中文合同中要注意两点，一个是简、繁体字分别授权；另一个是地域授权，是全球、大陆还是台湾地区？授权什么语种？发行区域多大？这些都很重要，把这些约定并注明就不会有什么分歧。“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些事。”

在这之前有个混乱期，八十年代俞晓群去深圳参加两岸版权贸易会，那时候两岸刚刚开始做版权贸易，还没有规则，“彼此见到你的书就印，谁都是乱来。”他记得，中央还曾经专门发文：不得擅自印刷金庸的书。

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了，大部分都还是会按照著作权法以及通行的方式来操作。

俞晓群的出版社前年再版了一批老商务的“幼童文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书，数量又多，将近200本，版权已经不清楚了，有的作家很有可能去世不到五十年，版权还没有到期，但又没法挨个去找，俞晓群他们就找到了台湾商务印书馆。“这套书是王云五编的，王云五去台湾了，著作权不在他手里，但版权在他手里。台湾商务给了我授权。”

在铁葫芦图书总编辑王来雨看来，版权交易直接与出版社对接是更方便的事，相反作者有时候会不靠谱，待价而沽，答应出版社后一时又变卦违约的事也常有。“版权买断也是出版社的常规做法之一，譬如著名的奇幻文学鼻祖托尔金的作品，也是被英国出版公司买断的。大陆很多大牌出版社的书也是买断版权的。台湾有的出版社几十年经营版权，可能最近几年没有新书，但老书足够，也能生存下去，因为版权是他们的重要资产。法律制度完善，契约精神成熟，版权买卖才能发达。”

在王来雨看来，我们的问题在于版权制度、规则建立得不好，契约精神还不够。就想着卖高价，签个三年五年，出版社和作者互不信任，所以版权模式上也比较单一。“但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向外输出版权也会有影响，一个作者一本书版权归属不明晰，有时候国外出版社想购买版权一时都找不到代理方，人家过来买不到，一来二去就作罢了，这种事也常有。”

“其实和台湾人、香港人还是和西方人做版权交易没什么区别。只是从版权输出来讲，台湾人他们很聪明，他们直接找作者，大陆好多作者版权并不授给出版社的。”俞晓群觉得现在比较无奈的是，大陆的出版环境摆在这里，出版机构的信誉比较差，譬如莫言，他不会把他的海外版权给你国内的出版社直接代理。另外一方面，有的人作品不值钱，你也不会买，正常都是授权五年左右，而有的畅销书，版权就卖给你一年。俞晓群他们签下了幾米的书，签了五年，“你不好好印，不好好支付版税，到时候到期他就不给你了。”

观察

香港：华文出版的特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年过七旬的唐宝林最近松了一口气。他洋洋洒洒百万字的《陈独秀全传》最近终于在国内面世了。因为陈独秀研究的一些历史原因，这一书稿此前在国内一直没有出版社接收，直到2009年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看中。

经过历时八个月的专家匿名评审，以及将近两年时间的删改，2011年繁体版终于进入读者视野，并且跻身《亚洲周刊》“2011年度非小说类十大好书”之列。繁体字版尽管只印了1000册，但“一国两制”中的辗转，却赢得了出版的空间。

《干校六记》

大陆作者首版在香港落地，这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里面不乏众多大家的知名作品，如杨绛的《干校六记》。杨绛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及这段背后的故事。“这部《六记》当时在大陆不好出，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后来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范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国强亲自下印厂，一星期内就出版了。”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这是胡乔木对《干校六记》的著名评语。胡乔木看到《干校六记》繁体版后，叫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说这本书大陆也该出。《干校六记》1981年5月在香港出版，简体版同年7月在北京出版。

《徐志摩全集》

沈从文晚年倾心之作首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也是因为1979年完成后，联系国内外多家出版社几经周折。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是著名出版人，如今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陈万雄。最早经陈万雄之手出版的，还有《徐志摩全集》。

“《徐志摩全集》原是解放前由陆小曼和赵家璧先生编订，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但只完成蓝样，尚未付梓面世。既逢解放，后又累遇各种政治运动，全集不仅不可能出版，连保管也成禁忌。”陈万雄曾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徐志摩全集》后来由陆小曼托付给陈从周保管，“文化大革命”初起，陈从周为确保稿件的安全，不负陆小曼晚年“遗文编就答君心”的生命嘱托，将稿件送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直到1985年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万雄说，八十年代，国家虽已开放多年，但是出版条件和环境还是有限，如果没有资金补助，出版社难以承担多卷本的个人文集的出版。“况且当时出版近代文学家全集，文学成就外，尚要考虑作家政治地位。自解放以来，徐志摩虽早殁，仍类入别册，自非可出版全集作家之列。”

三地碰撞

“香港的特色在于它是一个言论特区，出版特区。”吴兴文告诉南都记者。不仅是大陆作家在香港出书，台湾作家也是，因为它意识形态的限制没有那么大。“台湾诗人痖弦的第一本诗集也是在香港出的。”

在吴兴文看来，大陆、台湾、香港三个板块彼此碰撞，随着市场的变大，渐渐变成一个融合的平台。吴兴文举例，像叶灵凤，过去叫“香港作家”，但是香港回归之后，研究者会提出他其实是大陆南来作家。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也是如此，马来西亚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在台湾很多，随着华文地位提高，慢慢叫做“华文作家”。“你看马来西亚最大的文学奖‘花踪文学奖’这次颁给了阎连科，这些都是彼此碰撞融合的结果。”吴兴文觉得，这个过程中，如果各个板块还能保持自己的特色的话，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