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王蒙：中国是各种文化互相斗 最后胜利的是无文化

人物周刊：有人会说，中国现在局部地区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那些后现代的理论拿过来套用也是有的放矢。

王蒙：正像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如果中国有资本主义的苗头或病变，那也是中国特色的，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那个《资本论》的资本主义不一定是一回事。

还有，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争论过，但那一轮辩论中双方所持理论的绝对性带来的恰恰是理论的尴尬。曾经有位民主党派的老同志对我说：咱们的理论是不是太豪华了？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理论好像又没法解释正在发生的现实，有些事情是“不争论”地做了，需不需要给个说法呢？最后坐下来商量出一个美好的词——和谐，然后老祖宗那些和为贵、和而不同、和气生财，都想起来了。

至于你说的“还（资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本不太重视商业，但在经历一个复杂的现代化的过程之后，出现了商业的繁荣，著名的像徽商、晋商、鄂商还有江浙上海一带的商人。可是呢，这些商业中最好的那部分东西现在没有了，像童叟无欺，像一诺千金——从前山西平遥的钱庄，重视对储户的承诺，为保护储户的利益是不惜代价的——只剩下无耻的贪婪。

我有一些缺乏理论功底只是来自于经验的说法：在中国，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相容，各种文化的互相斗，最后取得胜利的是“无文化”，是愚昧。在中国，经常上演的是“右”否定“左”的那一套理论包括意识形态，“左”反过来运用行政的手段遏制、取缔、扫除右所主张的那一套。“文革”中有个词叫“横扫”，你把我扫了，我把你扫了，最后胜利的是赤裸裸的贪欲、讹诈——眼前的，比如雷政富那个不雅视频的事。传统封建社会不会出这个事，真正的共产党也不允许出现这个事，起码出得少。

人物周刊：北岛说他们那一代人的特点是“我不相信”，您说50年代的青年恰恰是“我们相信”。但您还有一句写在书里了：“我们的错误是轻信而不是不信。”是不是得把这两段联起来，才是您比较全面的心声？

王蒙：其实不信也是一种相信，相信自己的不信，自己的不信也不信，那反而会相信一些东西了。

人物周刊：在阿城、查建英写他们父亲的文字里，在朱永嘉还有许多人的回忆里，都提到一个现象，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那一代人对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包括这种信仰中的漏洞）、对所托付的这个组织（包括组织犯下的错），都表现得无怨无悔；而这种情感，下一代人很难理解：他们是不是在假装相信——如果转而不信，不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一生？

王蒙：我当然理解（他们）。搞成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没有啥深刻与真理性可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麻烦，也有一代人的使命与建树。我出生于1934年，拿1934年与2013年相比较，你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你实际上相信什么，实际上不信什么，难道还有什么要故弄玄虚的吗？

毙不是最好的办法

关键是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人物周刊：您接触过的官也好民也好，有没有真把现实的、个人的利益看得比较淡，比较超然的？

王蒙：当然有。老的共产党员里头，晚年的夏衍我接触比较多。那种空空荡荡的房子，那种破旧的沙发……他连我那点儿家当都没有。他是可以过得好一点儿的，他的书画和邮票加起来我估计是能成为巨富的，可他对那些物质真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身后，按照他的遗愿，那些书画和邮票百分之百地捐给了浙江博物馆。

解放初期的党小组会上，我们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朗诵到某些段落，是会放声号哭的，今天的人恐怕难以理解。我接触到的最早的共产党员里头，的确有人是为了理想，为了革命，完全无意为自己争一个什么级别啊待遇啊，那太不重要了……这样的人有是有，只是少。

人物周刊：可现在有的领导分了房，一下拿到两百多把钥匙——您书里写的。

王蒙：我是听到过有这种反映。两百多把钥匙的事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例如，门锁、柜锁越来越多，每一种都有不止一个备份……现在不是战争时期，抛头颅洒热血，满腔的理想主义，是要掉脑袋的……

人物周刊：当年您参加地下党，都做些什么？有危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