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王蒙：中国是各种文化互相斗 最后胜利的是无文化

人物周刊：大饼油条更多些，在我成长的年代。

王蒙：对啊，从理论上说，吃油条是非常不可取的，可是早餐如果有油条，怎么着我得吃一点，否则都觉得对不起自己。照观念更新，你怎么能吃这种垃圾食品呢？！像我们前面说的，有些事是利益决定的，有些，它就是习惯决定的。

我写过一篇微型小说叫《孝子》。他那几个孩子吧，一个叫大孝，一个叫至孝，一个叫忠孝，一个叫哀孝，还有一个叫苦孝。老爷子得了一点病，这几个孝子对怎么治病都贡献了自己最好的想法：中医、西医、针灸、手术，还有割股煎汤的，但都互不相容；因为都孝，吵得个一塌糊涂。最后，这老爷子逃跑了，隐姓埋名，生怕被孝子找到。这是我对中国命运的小说家言：你也爱国，我也爱国，都想救国，孝子一样，可实际效果呢？

人物周刊：从您的书里我也读出些味儿来了，争到最后，争的不过是那一口气。

王蒙：变成意气之争。争谁是真正的孝子，谁代表正确。这里头也有利益：名声。可这父亲受不了啊。设想一下，这父亲也好油条，刚一夹起，3个孝子过来都跪下了，各有论述、表白，都说为您好……

人物周刊：您说过一段话，我想了很久：“学潮的规律之一是，如果你讲那么一点点人们所理解的与国际接轨的‘民主’，他就一定大闹学潮，一直闹到想讲一点那类民主的领导下台为止。”这有点像什么呢——一位家长有打骂孩子的习惯，您怪这孩子说：“瞧你，又惹你爹生气了。”家长不该反省么？

王蒙：当然（该反省）。问题在于与其争论谁该反省，不如研究历史与国情，研究我们怎样才能稳步前进。

人物周刊：历史的经验证明：左比右吃得开——这是在党内。而在民间，似乎是右比左更能得民心。

王蒙：其实应该是互补。左和右是互为依据的。问题不在左与右，而是权力与民意的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才能长治久安。

一生参与许多政治生活

但政治不是我的主业

人物周刊：自传里反复出现胡乔木，为什么没有出现邓力群的名字？

王蒙：我与他接触不多，我也无意把自传写成……有一件事情是他，胡耀邦下台的时候，有一位分管文化工作的领导找我，说别人意见比较大，把我在《读书》上谈马克思主义的，还有《红旗》杂志上一篇谈文艺双百方针的文章送到邓小平那儿，邓小平看了，说写得“是好的”。邓力群对我传达这话时，高占祥也在场。

这个路线斗争啊，在中国有时候就变成派系斗争。本来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后来就变成站队的问题，你跟着谁的问题。“文革”之前还不那么明晰，“文革”发生之后就变成押宝，像赌马一样，我认为这匹马跑得快，押上所有的赌注，一旦胜利，会获得千百倍的回报。

我孙子小时候贪玩，我教训他说：“你都14了，怎么一天到晚光知道玩儿，也不好好读书用功啊？爷爷14岁的时候都入党了。”你猜我孙子说什么？“啊，你那时候没有什么玩具，没玩具你可不就革命去了吗？”我后来想啊，有点道理——中国人爱讲政治，政治常常占领了生活；如果人们都不像从前那样讲政治了，也许社会是真进步了。

我这一生参与了许多政治生活，我说话做事有一根政治的弦，我的命运跟政治也分不开。我相信政治是男人真正的事业。但我也渐渐看明白政治的一个又一个层面：理想性、浪漫性、务实性、计谋性、凡庸性、全局性，以及有些时刻很难说有或没有的私密性和阴暗性。政治不是我的主业，我始终坚持的是写作。我之所以是王蒙不是因为我当过什么什么，而是反过来。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影响和活儿。

贾平凹说“我是农民”，我觉得说得真诚。那我是谁？干部？从1948年到1957年，我是；1957年到1979年，划归另册；后来当然又是干部，但我在这上头花的时间远远没有我自个儿的读书写作来得多。后来想到一个“学生”，这更符合我一生的角色。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参加了革命工作，走到哪儿都没忘学习：学维语（1957年）、学英语（1980年）、学电脑（1991年）——用的五笔字型……2007年去俄国之前，我留了两个星期学一首俄语的歌曲，年岁大了没学会；回来以后，我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它学会了。Далекб，далекб，就是遥远啊遥远。

我确实得到了不少利益、好处、待遇，但写畅销书也能得到那些好处。我看重的是更多进言的空间（2005－2008年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正部级职；2009年起任国务院咨询机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终身的）；对读者能提供一些参考，也很好。我前后当了15年政协委员，有过五六次在政协大会发言的机会，所讲问题也得到过中央领导的重视。我不能虚假地说，我一边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些事，一边是无奈。

人物周刊：1980年您跟新疆诗人铁依甫江去过善鄯县。

王蒙：这是我非常不理解的。当年我们跟当地人是非常随便、亲切的。铁依甫江去看他过去的房东大姐，那农妇临走给他拿几棵白菜，我就笑他：你是人民的诗人，吃人民的白菜。

年年（全国政协）开会我都会谈民族问题。过去，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有一个理论：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他用这套理论来引导农民跟本民族的地主老财斗争；而各民族之间的贫下中农是一家，工人是一家，非常强调民族团结。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人提阶级斗争了，而我们又缺乏一套新的理论来指导民族工作。全世界也是这样：冷战结束，意识形态退后了，那些最原始的、民族间的矛盾都显出来了，你看南斯拉夫一个小国，分裂成多少个国家。从内心里，我完全不相信新疆会发生民族、宗教冲突，如果有，是另外性质的。

人物周刊：您在新疆待了16年，对那里的生活、文化和人，有什么认识？

王蒙：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有重商传统，他们很喜欢经商，我的房东是很古板的人，但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弄一点莫合烟倒手卖一卖，弄点沙枣也可以卖一卖。60年代，从乌鲁木齐坐长途汽车到伊犁，到皮革厂下车，一下车，看见当地人点着电石灯，卖葵花子的、卖沙枣的，那时候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这些在北京都买不到。哈萨克人跟我开玩笑，说维吾尔人好做买卖，如果他们一天没有生意做，就把左边口袋里的东西卖给右边的口袋。

1969年《参考消息》上说，美国登月成功了，我就告诉房东阿不都热合曼，他说那是胡说八道，是骗人的；古书上写过，如果想上月亮，骑马要64年还是128年我记不清楚了，意思要很长时间。我心想，骑一万年你也上不去。但是过了几天，我跟村里另一个在县里当过科长的维族人说了这事，他就相信了，而且连着两三天说，“哎呀，老王，这是怎么回事？人真上了月亮，跟过去阿訇对我讲的不一样。”

“文革”当中，武斗非常厉害。我妻子在伊犁第二中学教书，那里的维族老师跟我说，“老王，汉族小孩怎么这么坚决，两派互相放枪。他说，我们手是很软的。”林彪出事以后，我所在的生产大队也给农民传达。农民就问，林彪上了飞机匆匆忙忙走，他带馕了没有？老百姓心太好，怕林彪饿着。这是我接触到的新疆人。

新疆的伊斯兰教，它也做大量世俗的事情，过去管婚姻，管治病——我在农村我知道，村里男子性无能都是找阿訇，当然现在有男科医院了。伊斯兰教在新疆所构成的是一个世俗社会，不是一个神权社会，不是一个让大家不要命、不要财产、只要圣战的社会；不是浑身绑满炸弹、一拉就响的那种。新疆没有这样的历史和记忆。

维吾尔人有一个词maili，我很喜欢，把它翻译成“也行”，有点别扭。maili是可以妥协的，虽然并不希望是这样，但是就这样了，随便去！这里头还有一种豁达。我们完全可以和新疆穆斯林和谐、愉快地相处，像兄弟姐妹一样，像最好的朋友一样，互相尊重、互相提携，有好东西大家分享，有难同当——至少在那些不正常的年月里我体会过民族团结和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