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王蒙：中国是各种文化互相斗 最后胜利的是无文化

新疆的伊斯兰教，它也做大量世俗的事情，过去管婚姻，管治病——我在农村我知道，村里男子性无能都是找阿訇，当然现在有男科医院了。伊斯兰教在新疆所构成的是一个世俗社会，不是一个神权社会，不是一个让大家不要命、不要财产、只要圣战的社会；不是浑身绑满炸弹、一拉就响的那种。新疆没有这样的历史和记忆。

维吾尔人有一个词maili，我很喜欢，把它翻译成“也行”，有点别扭。maili是可以妥协的，虽然并不希望是这样，但是就这样了，随便去！这里头还有一种豁达。我们完全可以和新疆穆斯林和谐、愉快地相处，像兄弟姐妹一样，像最好的朋友一样，互相尊重、互相提携，有好东西大家分享，有难同当——至少在那些不正常的年月里我体会过民族团结和深情厚谊。　　　　　　　　

左右之争

被现实政治轻轻略过

人物周刊：从14岁差5天入党到如今快八十了，您自己的思想也在新陈代谢吧。一些新的概念理念，您接受吗？

王蒙：新陈代谢是当然的，但有些新的提法我还没有细细地、全面地思考过。但是像法制，我想从上到下，没有人会反对。我也望文生义啊，法制里头就应该包含对宪法的严格遵从，难道我们的法律只有民法刑法，只管分遗产、打离婚官司吗？关键不在于名词解释，在于怎么去做。

我还有一个体会，像公共空间，这些提法都很有意义，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参考价值，但这些名词毕竟出自欧美的社会形态和政治观念，有些跟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对榫；而咱们一些土生土长的名词，像戴帽、松绑、统一思想，也不是欧美人弄得清的。自从我学了英语，我能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这一切：We are different。

我们有一种传统，大概念管小概念，大理论管小理论，理论管行动，这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被证明很有效。但现在是时候反过来了，理论应该更多地倾听生活的、实践的声音。你现在到一个西方国家，想问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理论在主宰他们的国家，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基督教文明在治国理政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指导，基督教教义到底在引导人们的行为上发挥了多少作用，我真是没弄清楚。

人物周刊：那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吧。就像您在国外遇见的，无意中碰到了别人，人家的反应是Excuse me，这也没法用理论来解释。

王蒙：对，它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规范。我比较赞成现在这样，主流媒体很少谈论左右，不争论，做就是了，用实干、实际效果解答那些复杂的言语的分歧。实际上，照我看，这些左右之争都被现实政治轻轻略过了。

人物周刊：但一个政权，恐怕也是需要书生们争一争，论一论，互博互弈的吧。像您在80年代经历过的，逢单年反右，逢双年反左。

王蒙：这还真是一半牵强附会、一半事出有因的说法。1979，咱们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整顿媒体和文艺；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5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胡耀邦同志辞职。双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0年，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实现干部三化或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补一条革命化）；1984年，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即席发言“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提倡“宽松”，邓小平4次谈话讲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完全可靠的流年说呢？因为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些年，用高占祥的话说，是A系列和B系列（更偏向于改革者和更偏向于保守者）“轮流高兴，轮流住院”。

今天回头看，当时那些被认为比较左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中发虚烧的情况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提醒作用。80年代提得非常多的“观念更新”、“松绑”（我很少讲这种话）——这不是观念的问题，更多的是实际的问题啊。人和这世界，哪能跟电脑似的，输入一个新的程序就开始行使新的功能了，命题一转换就能决定一切了？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常常把问题简单化。其实我的《坚硬的稀粥》，讽刺的并不是反对改革的“左”，恰恰是改革当中发虚烧的那些个“右”。一顿简单的早饭，各种习惯和需求，像你们上海人的茶泡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