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王蒙：中国是各种文化互相斗 最后胜利的是无文化

人物周刊：您是局内人。

王蒙：对啊。而且一直以来，我受到来自左和右的批评，一本始终捍卫“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杂志曾经直接给我扣上“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帽子。这是左边。右边呢，有人说我是被收买、招安了，还有人说我内心恐惧。那段时间，每当我看到右边骂我的文章，想想左边的批评，就觉得不需要说什么了，反之亦然。

那些对我太不重要了。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想参与这人与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或者宗派性的站队。看肥皂剧也可以，看网球比赛我能连看四五个小时，就是在手机上看一个段子，我也不会认真对待这种争斗。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说，如果受所有人攻击，我会感到悲伤，若受所有人称赞，我将再无颜活下去——做人得做到什么份上，才会人人都夸？

有时候我觉得呀，智慧是一种痛苦，因为你的一点点智慧，有些人就感觉受到了伤害。大家都很激动、愤怒的时候，你站起来说，朋友们，我们彼此温柔一点儿吧。那你伤害的就是全体，因为这会儿大家正打算拼刺刀呢，你这么说等于是叛徒。一个不想得罪别人的人，有时候比那想得罪人的，得罪的不见得少。以前，有人说我是左右逢源，我说这是真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90年代以后知识界流行的两个新词：犬儒（从前多说酸儒、腐儒）和弥赛亚情结？

王蒙：一个前现代的、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和人民尤其需要弥赛亚-先知-救世主，而自命精英的人尤其愿意、梦想以纯洁的胸怀贡献一个弥赛亚，带着真理和光明。许多可能的弥赛亚失去了或正在失去光环之后，还有伟大和敬仰在，比如切·格瓦拉。一个人之子，却要使命神圣；一大批人之子，等着膜拜神圣；一组神圣，要接受、眷顾、求援、帮助，满足人众，这是弥赛亚的窘境。

古今中外常常看到这样的轨迹：先把一个人神化，事隔多年发现他非神，最后将他妖魔化。而弥赛亚们，常常不自觉地被背后的强力推着，欲罢不能，大言欺世。可我最怕大言。积我的人生经验：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许诺万应灵丹者皆不可信，认定可毕其功于一役者，皆不可信。

我曾经感慨，一个人如果因为追求神圣使命被枪决了，大家都来赞美他。如果他认认真真、稳稳当当在走路，有些观众就会说：他是在轧马路吗？为什么他缺少高难、激情动作？简直是偷工减料、虚与委蛇！进而，就会有人说他太聪明、求私利了。我有时候想，观众是不是有点嗜血的倾向呢？

群众掌握了理论之后

利益高于一切

人物周刊：您引过甘阳的话：在美国，精英真精，老百姓真傻；在中国，老百姓不傻，精英真傻。您怎么理解这话？

王蒙：这话当然不是绝对的。在中国，精英中也不乏有智慧的人。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中国比较大，人又多，情况比较复杂，没有一种精英理论可以参透，并且包打天下。

这就要说到精英的思想资源来自何处。不外乎两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来，从外来文化中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魅力，也暴露出许多弱点，比如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从前痛骂传统文化的，一种以美国为圭臬，一种是向苏联看齐，都显出某些杀气。但中国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苏联。

胡适和鲁迅都痛骂过传统文化。胡适有许多想法，既不讨国民党的好，共产党也不喜欢。我还有印象，当共产党大获全胜之时，提出的和平条件是惩治战争罪犯，这个名单里本来没有胡适，新华社就发表了一个专文，提出应该把胡适列进去。而现在呢，胡适又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领路人，成了人中之神。这些事啊，颠过来倒过去，都带有一种傻气。

所有的主义到了中国，都与它在原来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中国天机》里有一个很大胆的论断——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掌握了群众会变成物质的力量，会摧枯拉朽把旧的、阶级的社会及其生产方式全部推翻，马克思预见到了自己理论的力量；我在中国体会到的是另一种情况，群众掌握了理论，不会太顾及理论本身，这是我的一个重要发现。

因为当有了物质——组织、军队、党、群众、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些物质的利益——阶级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就高于一切，理论对他就没那么重要了，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深刻理解的。所以，怀抱理论就以为可以指点天下的精英们就显得有点儿傻了。比如，生活在旧社会条件下，他搞空想社会主义，生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搞空想资本主义——90年代我看《中国青年报》上有一个观点，挺赞同，他说这世上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也有乌托邦的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