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莫言的作品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档 没营养

莫言的高处与低处

新潮作家，人才济济，各有特色。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抗战故事，多以农民和土匪为主角，“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他的农民小说，虽充满暴力血腥，也不是毫无美感。比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平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很美。这是莫言的高处。

莫言的低处，是那种能把火焰一寸一寸烧穿活人当作人间至味、咂着嘴唇仔细品尝的能力，不仅是《檀香刑》《酒国》特例。《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日军剥皮的过程写得那么具体仔细，渗透着冷酷快感，令人毛骨悚然。奇怪的是，大量血腥暴力之中，也掺杂着大量的爱国主义，近乎义和团情结。那些“王八蛋”们，在打家劫舍的同时，都记得“精忠报国”。

高处和低处之间，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档，丰乳肥臀，热气腾腾。你只要不嫌腥膻，可以吃得很撑，但没有营养。和那些自以为是在游泳，但不自觉地被潮流带着走的作家不同，他游走于商业和政治、时代潮流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分寸掌握精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

不，也不是无一害。害在作品的文学价值：道义感和同情心的阙如，也就是思想性和人文精神的阙如。说了那么多农民的故事，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却不曾提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本质身份。这不会是偶然的。这一身份体验，起码也是那个爱拾空酒瓶的老农最最强烈深刻的人生体验吧？

农民的身份问题，1949年之后在中国曾是敏感的话题。直到1996年温铁军提出“三农”概念，2002年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特别是2003年陈桂棣、吴春桃所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网上流传以来，才引起公开讨论。“二等公民”“二元经济”“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制”等术语，出现在理论文章和官方文件中的次数越来越多。这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这个热点和沉默之间，矗立着的，就是高高院墙。

莫言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究竟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说什么。那个没说的东西，比他说了的重要，也比他说了的明显突出。

他的农民小说中不明显的，恰恰是，把那个明显的东西弄得模糊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那个——现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李承鹏语）的东西，农民出身的他，有可能不知道吗？

1988年11月，我去上海参加《新启蒙》筹备会之前，顺便在苏州下车，参加了一个三十来人的作家会。开会地点南苑，原是林彪住所，房间档次不一。文化部长住原先林彪叶群的套房，往下中国作协正副主席、省作协正副主席，按级分房。无官职者我辈，住原先服务人员的双人宿舍。我进屋时，已有高晓声在。他那时是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谈话间有人来向他道歉，说安排错了，陆文夫副主席生气了，请他马上搬过去。高向我说对不起，这是会议的安排，跟着走了。高是老实人，他的作品，从《李顺大造屋》到《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作。

上海的会，也是三十来人，也有于光远等高官，但待遇没有区别，两个会两种语境。我说起前一个会议的情况，与会诗人邵燕祥便给我看了他的一首近作，《咏五次文代会》。（邵是主席团成员）他写道：

都是作家艺术家，

出恭入敬静无哗。

不愁百万成虚掷，

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验几回诗作谶，

可知何日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

大会开得很好嘛。

所谓“似傻瓜”，就是装糊涂，知道而不说。末句是引用邓小平当时的原话。那时墙里开花墙外红，一个大国“软实力”的影响，无远弗届如花。在那个语义场中，人们呼吸那语义如同呼吸空气。那语义组成他们的所思所感，如同细胞组成肉体，以至在很小的生活细节方面，都会有相同的反应，不是偶然。邵燕祥野风拂拂的诗句，只能在私下手抄流传，被大家欣赏，也不是偶然。

具有独立精神的作家，写作都老老实实。虽未必“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起码几易其稿，直至心迹在是，行迹在是，能言在是，不能言亦在是。这种自珍自尊，也是对读者的敬重。与之相反，莫言写作，以多产、快产、畅销、远销为务。他居然可以把语言粗糙结构松散的一大堆，交给英译者处理，说，稿子交给你，就是你的了，你怎么改都可以。获奖后更公开感谢“译者的创造性”把他的作品变成了“世界文学”。这些广为传布的新闻，应该是诺奖评委的笑柄。

评委认可这种作者、译者的共同经营，但没有能够点出这种经营成果的文学价值。授奖辞表扬了得主作品的乡土色彩，无视它已经迎合的西方趣味；无视无思想无表现的任何色彩都不构成文学价值；无视得奖作品缺乏的在场感与悲悯情怀——可以对照契诃夫《农民》、萧军《八月的乡村》和阿成笔下东北荒村野镇。当年托尔斯泰未获此奖，评委后来解释，是因托氏“向往原始生活”。姑不论那是不是“把文学政治化”，起码这次，是自相矛盾了。

授奖辞中，评委表扬了得主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那个“主义”，只是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的一种。卡夫卡用以表现了“存在”，加缪用以表现了荒谬，马尔克斯用以表现了一个吸血家族的百年孤独??那个被现代派经典作家们反复试验过的手法，已经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溅落物了。莫言把中国的俗套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西方的俗套穿越时光隧道，卡夫卡的人变动物、马尔克斯的猪尾巴和空气湿度大得鱼从窗子里游进游出等等手法错杂运用，既无表现，也非独创，不知诺奖评委，表扬的究为何物？

单就魔幻而言，许多作品里那些真人的命运，都超过莫言的虚构。比如阎连科，用最纯粹最直接的“文革”语言编织出来的梦网之中，催眠者和被催眠者协同演出荒诞剧，如此惨烈恐怖又如此千真万确，尤其魔幻。

作家韩秀笔下的“兵团”（《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一个由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共同组成的魔怪。其中一个弱小女孩——“多余的人”，以独立个体的局外人视角，透过胡杨林的消失、大戈壁的犷悍、两军对峙中的人质盾牌等等所看到的，无不是那个巨大魔怪的百变狰狞。她在被派到中巴边界崇山峻岭中为无数中国筑路工人收尸时，发现狼和人的关系，比“兵团”中人和人的关系要好。那来自地狱的温馨，魔幻得令人战栗。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上，有一篇《苍狼大地与白鹿家园》，可以和韩著印证。

这种魔幻现实，是虚构不出来的。进入“被时代”，现实更魔幻，许多时候已经超出任何作家的想象。那些拒绝同流合污、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难道不比长袖善舞、里外通吃、有恃无恐的写手，更值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