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莫言的作品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档 没营养

园花从未落尽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文学是什么，没有公认的说法。语义解构之后，更难被定义把握。但是不论如何，有一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世界上海量传世的文学作品中，许多过去的经典，现在仍是经典。它们的共同特征，除了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就是语言和体裁的独创性了。我想，单从经验事实出发，把这三性（思想性、表现性和独创性）统一所构成的审美境界，以及审美境界中必然呈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作为文学价值的量度，应该没有异议。

这三个方面，不可分割，都只能来自个体性写作。人没有个体差异，亿万个如一个，就与蚂蚁无异。没有灵魂，无可表现，遑论独创。“个体”这个词，在这里不光是指单一，也有独立的意思，有价值词性质。人是自我创造的生物，有独立自由的个体精神，才有灵魂和灵魂的呼吸——与他人沟通的需要，然后才有文学。

包括文学创造在内的一切创造，作为人类自由的形式，主观上是独立个体的自我实现，客观上也提供了最高的群体价值。文学作品，作为多元个体之间精神能量的交换，也呈现出一种群体进步的内在动力。我以前讲美学，把这种动力称之为感性动力。把它所提供的审美价值，看作是人类最佳存在方式的一个象征。导向或有可议（那是另一个问题），起码有前进路上探索试错的意义，胜似单一守旧。

单一守旧，是群体性写作的特点。比如敦煌经变，作为传教手段，只为寺庙所用。宋人说书，作为谋生手段，受制于听众趣味。都是他由，而不是自由。都是实用工具，而不是言为心声。纵有可采之处，文学的成分也少。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只讲诗词，不提小说。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主要讲诗词，仅涉及小说几句。应该说，这种备受诟病的史观，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中国古诗词，没有人不知道。古小说则不然。鲁迅“钩沉”，多觅自史官所录，序说“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可以想见荒冷。诗是个体自我的心声。修辞立其诚，诚以致魂魄，故能感人至深，多有仅凭一首或几首诗流传千古的诗人。小说戏剧在明清之盛，实得益于宋代以来逐渐与诗的融汇。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人，本质上都是诗人。他们的巨著都有诗的结构、诗的境界，永垂不朽，不是偶然。

现在的问题是，无自我、非表现的群体性写作，不算文学，算什么呢？

我以前讲美学，力求把文学艺术和“催眠术”“娱乐术”区别开来。有纯粹的催眠术，有纯粹的娱乐术，也有二者的结合，寓教于乐。敦煌经变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一个宗教的信仰，属于此类。用一个主义，一个目标，一种方法，统死了个体写作，也摧残了当代文学。这种摧残的程度，从老一代作家，比如曹禺、老舍、艾青等人前后作品的对比，可以看得很清楚。

“文革”后略微解冻，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文学也开始复活。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不那么成熟的伤痕、反思、改革等政治文学，到80年代后期五彩缤纷的寻根、魔幻、荒诞等文化文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个别不完美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普通人取代昔年高大全英雄榜样，成为作品要角的过程。或者说，是小写的和单写的“人”字，取代大写的和复数的“人”字，成为文学主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优秀作家辈出，好作品如同井喷。

那时候，我也曾经为之欢欣鼓舞，在一篇鸟瞰文章的结尾，引用了四句宋诗：“园花落尽路花开，红红白白各自谋，莫问早行奇绝处，四面八方野香来。”

不论对错，事实上园花从未落尽，现在更开得火旺。如果说赵树理那一代写手还算有所信仰，作品还有点儿理想主义色彩，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个色彩已逐渐被实用主义所取代。实用主义的写手，知道旧说已经式微；也知道上穷碧落（黄帝神农伏羲女娲），下及黄泉（祖宗三代穷乡僻壤），把探索的触须伸向四面八方；同时更知道，该糊涂的时候糊涂，与主流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