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只是为了一个效益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目前的我们对于“工具理性”太过注重，而价值的部分、虚的部分、人之所以为人的另外一部分，常常被特定目的部分取代。
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我在美国当教授的一个朋友说，现在当教授，要全天候守着学生用邮件发来的问题，整个人的时间都被切断了。你晚一点回答学生的问题，他就可以去向校方抱怨你，教授几乎变成了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商店。
“哀悼一些即将逝去的美好的事物”
《望东方周刊》：现代人这种“紧”的状态是不是跟过分依赖科技也有关系？
王森：对。比如我们正在跟自己发明的机器学习思考。本来是我们创造了电脑，但不知不觉我们开始跟着我们发明出来的新的东西在跑。
比如我以前都不用PowerPoint，但是现在演讲没有PPT会觉得怪怪的。其实好的演讲，比如说在希腊罗马时代，不但要动人，讲的每一部分还要有因果联系。而PPT，一张一张之间可以不太有因果逻辑，图像、音乐变得越来越重要。人类所谓的rhetoric（修辞）传统慢慢会被电脑化、PPT化了。我们开始向自己所创造的机器学习思维和感知的方式。
我一方面在主持“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计划”，同时又在许多场合提醒人们抗拒它的“过度化”。这些东西非常有用，它们对人类的贡献早就不在话下，但是要适可而止—— 人类不要创造东西最后把自己取代掉了。
《望东方周刊》：所以你一直强调，人文与科技应该互为主体，而不是任何一方的附属品。
王森：前一阵子我突然在想，有一天要写一篇短文，标题是：“哀悼一些即将逝去的美好的事物”。
第一个就是买书。现在人们都喜欢到网络上去买书，不去书店，以前隔一段时间去逛一次书店现在不需要了。台湾一个出版界的朋友告诉我，他在地下室草草做了一个网购，一个月的业绩跟花了很多钱租来的店面差不多，甚至更好。可是我觉得，去书店不止是为了买一本书，还要browseover（到处看看），感受气氛，人毕竟是一个社群动物啊。
第二，逛古典音乐唱片行。这原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你不止是买了一张唱片，还有很多别的附带的事情和感情。但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儿子都喜欢在YouTube里下载音乐，逛古典唱片行的需要也没有了。
第三，就是连报纸也快要没有了。我从小就写毛笔字，跟纸一起生活，我看待纸的珍贵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东西。我念书的时候，有谁送我一叠稿纸，我都会非常珍惜。
可是有一天，一个资深文化人告诉我：“无纸的时代很快就要来临！”他说，到那时，要看报纸，就是跟报社租一个阅读器挂在墙上，需要的时候才用纸下载下来。现在很多报纸几乎经营不下去了，电子书的时代已经来临，无纸时代好像真的要来到了。
甚至连上课的乐趣也快没有了。你去听演讲、上课，有时候是辛苦的事，但同样也会带来美好的感觉。因为你不仅是去听老师讲课，还要和同学闲谈、还要看老师的言动，看他怎样说话，还要问他一些学问上的和各式各样的问题。可现在有一些“数字学习”的前驱者几乎主张学习就是在电脑面前老师和你人机对话。
买书、买唱片、读报纸、上课这些美好的事物，都会有新的方式要把它取代掉，好像是我们自己让这些梦渐渐消失了。
《望东方周刊》：你谈到了很多不安和担忧——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
王森：虽然我会告诉别人怎样去乐观地做事，但是我往往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
我认为，一件事情在它还未出来之前就想到问题所在，和它出来之后有了问题再去解决，这两种情况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譬如说对生态的考虑，对人文精神的尊重，必须在规划一件工程或是一件大计划之时就考虑进去，提前的规划是整个版图上有机的组成部分，日后再补救就是亡羊补牢。
古书里区分“原其先”，“要其后”，对我们这里的讨论有一点适用：一开始就要把一些基本的理念包括进去，而不是“要其后”，等做完了之后再去补缀。
我不敢预测人类社会未来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这种科技发展速度下，未来五年的情况都很难预测。二三十年前我看过一个漫画，说人类未来最快的送信方式是用直升机送到每家门口，谁会想到跑出e-mail呢？未来，可以乐观，但不要盲目。
余英时“对现实总有一种远远的关怀”
《望东方周刊》：你的老师余英时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在哪方面？你觉得他那一代的学者跟现在的学者最大的不同在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