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全世界都在讲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再也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师了。我觉得这和学术的过度专业化和竞争化有关。过度专业化，就没有一个比较宽广的视野；太过竞争化，就没有一个发展自己独特东西的余裕。
《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左昊畅|上海报道
王森：
台湾云林人，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信会士。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
代表作包括：《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2008），《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
王森戏言自己有些自我矛盾。
一方面，他在美国受过非常西式的教育，在普林斯顿大学师承著名学者余英时；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古代的人”，至今写作仍然用毛笔或原子笔，文稿要依赖助理一字一字敲进电脑。
一方面，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台湾“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计划”的总主持人，但同时，他说自己心里其实一直在抗拒科技的“过度化”，“人类不要创造东西最后把自己取代掉了”。
2011年3月，王森接受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计划”的邀请，来上海讲学10天。
“对人而言，没有东西的那部分和有东西的部分一样重要—— 空间、空闲，不着墨、‘留白’的地方，其实跟画上去的东西一样重要。”王森对《望东方周刊》说。
“21世纪的学术竞争太厉害，学术生活太紧太硬”
《望东方周刊》：台北、香港、上海、北京这四个城市中，你最喜欢哪一个？
王森：当然我最习惯的城市是台北，台北之外排第二的话应该是上海，但是论文化深厚程度的话，当推北京。
北京我一向是匆匆路过，但是去年因为工作原因多呆了几天，我于是有机会拿着清代地图看北京城，地名让我特别有感觉。人、事和建筑可能已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但北京的很多地名却是我在明清历史书里面常见到的。我还有一次在西安的游览车上看到一个小路的地名，是《史记》中刘邦和项羽在打仗时经过的一个路口，当时特别感到震动。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所以地方、空间有时会给我带来心弦相呼应的感觉。
最后才是香港。香港很方便，我曾在香港教过半年书，有很多好朋友。我当年教书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香港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不太有关系，学院跟社会日常文化有一点距离。另外，香港的阶层化很厉害，阶层间距离很大，有钱人很多把子弟送到欧美去，读中学或大学。不过我后来渐渐了解香港更深后，发现它有很多很漂亮的郊外，只是在城市里没有那种舒缓的空间。
《望东方周刊》：你好像非常重视“空间”。
王森：对人而言，没有东西的那部分和有东西的部分一样重要——空间、空闲，不着墨、“留白”的地方，其实跟画上去的东西一样重要。画里面是这样，生活和学术也是一样。
我觉得21世纪的学术竞争太厉害，学者生活太紧太硬，台湾原来不是这样，但近年来也受到影响，包括日本也是如此，这股风潮好像也要烧到欧洲了。我痛恨懒惰，但我不得不说学者身上和学院里面应该有的悠闲和从容，那种“松”正在逐渐消失。
我所担任过的一些工作都是与学术的提升与竞争有关，但我也深知学院的过度“竞争”，会让涉及精神文化层面或是比较价值性的层面的东西“降一格”。我自己的解释是，因为要竞争，就要化为可评比和量化的数据，这样你就无法统计精神及价值层面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无法计量的。
现在全世界的大学和学院，都在慢慢脱离一个从容的氛围。当然在专业上是进步的，因为竞争使人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竞争上，但整体的气氛要降一格，而且是往世俗化的方向降一格。
比如说我的母校台大，拼命要进“世界百大”，把“前进百大”的标语贴在体育馆上。当然不只是台大，全世界都在追逐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望东方周刊》：“紧”和“松”是很有意思的比喻，能不能更具体谈谈为什么现代人会这么“紧”？
王森：到最后，人之所以为人，还是因为人有他的主体及尊严，尤其人是一个社群动物。我们所有的安排，都必须考虑人的这些特点。现在的很多制度都只顾到“实”的意义，却没有考虑到其他相关的“虚”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