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认为当前我国的孩子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吕栋:不是“哪些”问题，是整个儿的问题。我想，教育部门、教育专家，包括教材编者，不会看不到教育的问题。我相信他们也想改变。在我从教这十几年里，就经历了好几轮“教改”。如今走到了“课程改革”阶段，诸如“素质教育”、“人文素养”之类的词语，在课程标准和教育部门的文案中高频度出现，看起来很美，很接轨。但中小学教育的基本实质有没有大的变化呢？我看变化比较大的只是教材。所谓“教育改革”，也许理解为教材改革更加准确些吧。

就教材看，公平地说，是进步了。比如，3套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了一些优秀文本——尽管太少；而领袖崇拜、英雄主义情结以及意识形态灌输的篇目明显减少——是减少，不是没有。

问题是教材背后的思维意识，以现代文明的尺度来衡量，仍然滞后。道德说教文本，因为面目生硬，基本被弃用，但正如你看到的，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比如“报”，比如“听话”、“服从”。只是硬度减弱，刚性的道德砝码变成了软性的道德诱饵，愿者上钩。这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杀伤力可想而知。

细读3套小学语文教材的“母亲”文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脉络:以“母亲”为载体，以“母爱”为饵料，以读者文摘体的、心灵鸡汤式的语言为介质，达到规训的目的。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讲到，“塔科夫斯基在小时候，他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塔科夫斯基‘再也无法阅读垃圾’。”我们的编者能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读过他们编的课文后，从此弃绝垃圾阅读呢？

人物周刊:社会应为这种教育承担起什么责任？

吕栋:我时常悲观地认为，如果今天社会对教育能够做到零介入，也许才是好事。可惜学校不是空中花园，超负荷的社会压力，功利性的社会期待，以及过多的体制化功能，是对教育最大的伤害。我们教育的社会功能被压缩为“人材培养”，而非“人的教育”，助长的是鼓励应试、追逐学历的社会风气。而培养“接班人”的政治目标，则使孩子早早地被体制化。

语文教育专家，每每强调“文道并重”，要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德育目标。这个道是什么道，德育又是什么样的德育呢？想想看，“后宰门”孩子一声“连爷爷，您回来啦”，在台湾被制成手机铃声。是不是有点像笑话？

试想，如果社会不能保护公民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那么我们如何期望孩子的个性得到真正的发展？如果社会奉行的正义模式是“所有动物都平等，但有的动物更平等”（奥威尔《动物农场》），那么我们如何让孩子拥有正直和善良？如果社会不能建立一种体制，可以制止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那么我们如何让孩子相信遵守法律是公民的必要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