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雷乃： 老派知识分子的电影探险之旅

有人曾说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的影片在影院公映是极大的浪费，它更适合出现在沙龙里，让一群知己沉浸在心灵的奥秘之中。

■ 法国导演、新浪潮运动干将阿伦·雷乃逝世，享年91岁

　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被视作法国1960年代新浪潮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也一直是法国电影中最具实验性的一员干将。

有人曾说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的影片在影院公映是极大的浪费，它更适合出现在沙龙里，让一群知己沉浸在心灵的奥秘之中。雷乃对电影语言的拓展让他这一生产出的作品尽管并非都是经典，却不失为一场伟大的探险。法国当地时间3月1日，法国导演阿伦·雷乃在家人的陪伴下离世，享年91岁。

记忆与遗忘，一生作品中的母题

尽管对文学无限热爱，雷乃却拍足了一世的电影。上个月，他的新作《纵情一曲》(Life of Riley)还在柏林电影节摘得阿弗雷鲍尔奖；就在去世之前，他仍在撰写新的剧本。这位一头白发的大鼻子老人已在法国影史上永久地留下备受喜爱的形象，尽管真正能读懂他的人并不多。

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形容雷乃：“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并且举世闻名。”

因为酷爱文学，雷乃执意打破电影的线性叙事结构。早期的他甚至摒弃了电影的感官刺激，专注于用电影表达人的感情和潜意识。在表达方式上，他以严密的结构方式让电影的结构立体而复杂，并且把剧情片和纪录片、拍摄和剪辑、声音和画面的界限完全消解及打破，使各种形式的交错成为可能。

如此颠覆性的思路和手法让雷乃在33岁时即凭纪录短片《夜与雾》（1956）改变了纪录片的传统模式，使得纪录成为心灵的某种延续。记忆与遗忘作为雷乃一生作品中的母题即开始于此。

真正让雷乃声名大噪的是之后的《广岛之恋》（1959）和《去年在马里安巴德》（1961）。这两部反情节的影片最大限度地提供了电影语言的可能性，亦使得“左岸派”的地位得到确立。

雷乃被视作法国1960年代新浪潮运动的中坚力量，自己却始终不认为曾完全投身其中，亦与他的几位伙伴——贾克·希维特（Jacques Rivette）、弗郎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等有所不同。当他们在法国街头用手持摄像机拍年轻巴黎人的时候，雷乃热衷的是通过叙事性的闪回连接真实及虚构的过去与现在。

相较于新浪潮运动，雷乃更愿意将自己与“左岸派”联系在一起。作为“左岸派”的领袖，雷乃和一批作家及导演一起信奉现代主义，并显示了对左翼政治的兴趣。

“只要电影存在，状态并不重要”

阿伦·雷乃，1922年6月3日生于法国莫尔比昂省的省府瓦讷市，自幼酷爱文学和心理学。14岁时，他迷上电影，并制作了一部8mm短片，随后进入巴黎一所电影学院深造。

在他早期的作品如《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安巴德》中，雷乃将记忆泛化，反复询问记忆的可靠性及其存在的意义。这两部作品的灵感源泉，则来自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及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雷乃的作品变得轻盈，也不再如此晦涩。他抽离了自己早期作品中关注的政治，转而与更多的艺术形式结合，比如舞台、音乐甚至漫画。1980年代推出的《我的美国舅舅》是他故事最为完善，内涵较为明朗的一部影片。按照雷乃自己的说法，他是要以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芸芸众生日复一日的苍白岁月。他否定了激情，认为所谓的感情只是人类排遣寂寞的拙劣表达。虽如此冷清寡淡，但雷乃并不刻薄；他用他精密的电影语言，不动声色的剪辑，呈现人类无法根除的终极困境。而雷乃自己的态度却是一派朦胧，他唯一的态度可能就是，“我知道现实本身，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现实。”

随着年事渐高，雷乃努力使影片变得可爱起来，并学习新锐导演用后现代的手段完成一部作品。其结果就是，他的半音乐剧式作品《法国香颂》(1998）获得了商业上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在这部赏心悦目的作品中，人们的感情明确且不乏喜剧因素。不少人把雷乃的流变看作“背叛”，而雷乃的说法却是：“只要电影存在，我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并不重要。”

如此一路走来，在他年近90的时候，风格已和年轻时大有不同。年老的雷乃在自己的影片中探索爱、回忆以及永恒之命运。他两年前曾这样说过：“我是为了自己在拍电影，就像DIY一样。这就像一次实验室作业，当你混合各种物质的时候并不知道最后会出现什么结果。”

可以确定的是，他一直是法国电影中最具实验性的一员干将，从始至终未变的是对于破碎时间和平行世界的迷恋。

2009年，法国戛纳电影节授予阿伦·雷乃终身成就奖。

雷乃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离世后，他的第二任妻子萨宾·阿泽玛(Sabine Azema)成为遗孀。在不久前的柏林电影节上，在雷乃执导的《纵情一曲》中饰演凯特琳的正是阿泽玛。她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曾说：“在共同度过的人生长河里，他完全改变了我。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些时刻，有时愉快，有时享受，有时也很悲伤。所有这些感受就像一个物品丰富的行李箱，一直跟随着我们，也让这只行李箱越来越沉重。”

对于他的一生作品，阿泽玛说：“阿伦制作了太多不同的电影了，早不是以往的‘左岸派’能够定义和归类。相较戏剧，他更需要摄像机和剪辑室，来将获得的影像整合在一起。他确实热爱戏剧，而将戏剧排成电影，意味着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打磨剧本。阿伦所做的就是整合戏剧、绘画、音乐和舞蹈等诸多艺术形式。他就像一位魔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