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琉璃器皿的背后

丹芭纹描金蓝琉璃盘

石榴纹黄色琉璃盘

菱环深腹淡黄色琉璃杯

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

本报驻陕西记者 赵建兰

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了1987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的20件琉璃器皿。一时间，何为琉璃器皿、它在古代中国享有怎样的地位、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0件琉璃器皿究竟是“何方神器”等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琉璃即玻璃

得知习主席盛赞法门寺琉璃器的消息后，法门寺博物馆馆长姜捷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太惊讶了。”他说，“琉璃器皿的研究在学术界是个大冷门，全国对此有较深研究的专家不过五六人。因此，尽管法门寺出土的琉璃器皿规格之高、数量之众、造型之精美、年代之久远都属世界罕见，但是大众的目光仍然都集中在佛指舍利和唐代精美的金银器、秘色瓷、丝织品等文物上，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琉璃器皿。”

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记载来看，历史文献中的“琉璃”在唐代确指“玻璃”，出现于公元前16世纪或15世纪的两河流域，其后埃及也开始生产，到古罗马帝国时期，琉璃业的生产已十分繁荣。“琉璃器皿也曾是西亚文化的典型代表，在煤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之前，它们几乎可以与珠宝、钻石等价。”姜捷说，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人并不擅长制造琉璃。虽然我国早在31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已经掌握了琉璃制造技术，但由于原材料和生产水平的限制，中国的琉璃制作发展非常滞后，也始终未能成为古人生活中的常用品。

但在1987年意外发现的法门寺地宫中室，考古人员却发现了20件琉璃器皿，其中11件琉璃器皿的纹饰，有着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刻纹琉璃在伊斯兰早期非常流行，而当时也只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才掌握着许多精湛的琉璃烧制工艺。”姜捷说，因此，这些琉璃器皿应该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与珠宝、香料等作为商品一起传入我国。史载，作为我国前所未有的盛世，大唐帝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采取的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吸引了当时全世界的目光，大大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当时，可与唐朝匹敌的，只有阿拉伯人在亚洲西部建立的“大食”（波斯语的音译。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两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了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往来。“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皿，大部分应属于伊朗内沙布尔地区所生产，是9世纪阿拉伯帝国强盛时期阿拔斯王朝的产品。”姜捷说。

琉璃器皿为何出现在贡物中

就具体器型而言，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20件琉璃器皿，除2件为茶盏和茶托外，其余18件可分为三类，其中包括瓶2件、盘13件、直筒杯3件，“瓶和盘造型早已是当时中国瓷器中的普通之物，只有直筒杯的形状比较少见。”姜捷说，但是，《物账碑》中明确记载，这批伊斯兰琉璃器皿为唐僖宗（公元873至公元888年）供奉给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器具。既然是器型普通的琉璃器皿，它又何以能和金银器、秘色瓷、丝绸等贵重物品一同敬献于佛呢？

“中国人自古形成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是非常重视材料本身的真实纯正，琉璃对古人来说充满着神秘感，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材质，知道它的人并不多，唐人更是将其视为天然之物，与金银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而竞相追求。”姜捷说，除此之外，佛教在唐代备受推崇，其间虽然也出现过韩愈反佛和唐武宗灭佛，却不影响唐朝皇帝六迎佛骨的辉煌气象。法门寺由于供奉着佛指舍利而大放异彩，并成为了唐朝的“皇家寺院”。唐皇室将这批琉璃器皿供奉给佛祖，供奉于法门寺地宫，除了琉璃的不菲价值之外，也是因为琉璃器皿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佛家世界以琉璃为宝，东方净琉璃世界是佛教中的理想世界。作为佛家七宝之首的琉璃，其魅力不仅是晶莹剔透的光泽、变幻神奇的色彩，更重要的是琉璃蓄纳了佛家净土的光明和智慧，是供佛修行的圣物。

既然琉璃和佛教之间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再加上作为“皇家寺院”的法门寺极受唐朝廷的青睐，那么，在敬佛的贡物中出现这些琉璃也就不足为奇了。

茶器为“私人定制”

“在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20件琉璃器中，有2件茶器，中亚、西亚都没有，经成分测定，琉璃的原料来自域外，但很明显是在大唐境内制作完成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王建新认为，这可能是按照唐宫廷的要求专门定制的，也可能在当时的长安，就有来自西亚的琉璃作坊。

从史料记载来看，我国早在东晋时就有学习外国来制造琉璃的事情，但奇怪的是，琉璃并未从此得到普及，至少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没有更多的遗物来证实。但到了唐代，琉璃的制作工艺状况已不再是一个无法猜透的谜，在对外来琉璃的造型、装饰和原料选择都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唐人最终放弃了最初学习仿制的阶段，创造出一些具有明显特色的自产琉璃。只不过，这一时期琉璃的制造工艺为王室工匠所掌控，琉璃制品也仅为皇室所用，民间很少见。

外来琉璃是一种商品的输入，却促进了中国琉璃的制造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载体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影响。当时的中国有成熟的青铜、玉、陶器、漆器制造，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器具的需要，琉璃制品并非不可取代，但是琉璃材质有它独特的优点，当外国输入的琉璃受到格外珍视时，模仿制造也随之而来，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以及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不断发生碰撞、交融、互鉴的结果。”著名学者肖云儒说，“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明的相互交流，而文化交流、融合互鉴，首先要具备自信，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也必须要有自信。但过去的历史终究是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种历史的优势文化资源活化，转化为现实的文化建设。这就需要我们在不放弃‘形态、物态文化’传承和复苏的同时，更加不能忽视‘神态文化’的弘扬和当下化，也就是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和民族的道德风尚，与当下的社会行为、文明风气结合起来，而这更需要我们继续发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包容、创造精神，勇于接纳西方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世界文化在多彩中的共存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