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 华西坝来了群外国人

白求恩大夫以他精湛的医术和博大的爱心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所感恩。对成都人来说，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有一批来自加拿大等国的志愿者陆续来到这里，成都也以它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接纳了他们，他们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生活下来，他们和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文饮食有了感情。他们以自己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为成都人看病，他们在成都市中心的四圣祠设立了仁济医院，在当时的成都南郊建立了学校和医院，以后，华西坝这个名字在中国被叫得响当当。

今天的成都人把二医院和华西医院建设得更加现代化。但是，懂得感恩的成都人也常常会记起百年前在成都的那些外国友人。今天，我们从曾经在华西坝生活的外国友人当中选取了八位代表，让今天的读者从故事当中，感受他们为成都的发展变化作出的贡献。

启尔德 开启成都现代医学的曙光

启尔德（O.L.Kilborn 1867年--1920年），加拿大人。华西协合大学的开创者之一，大学理事会主席。美国金斯顿王后大学医学博士。加拿大英美会传教士。启真道（LG. Kilborn1895年-）启尔德长子。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医学院院长、医牙学院总院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硕士，医学、哲学博士。

奎宁，又名金鸡纳霜，又名耶稣会树皮，它是出现在成都最早的西方药物，现身的时间在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将它带到成都平原的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葡萄牙人利类思与意大利人安文思。在清朝，康熙皇帝曾非常欣赏西医西药，但是，自这位君王驾崩，一度出现在中国的西医西药因为朝廷的禁令便从中国销声匿迹。西医重新来到四川是在1877年，基督教新教的英国人侃莫与美国人马嘉礼在四川阆中开办了诊所及药房，该地偏僻，影响不大。1892年2月的一天，一位剃着平头，目光如炬，留着一绺八字胡的西方人出现在成都街头，他打量着这座城市，寻思着他欲开创西医的想法。今天，所有的四川疾病患者都应该回望那一年，正是这位目光炯炯的西方人在那一年开创了成都西医的历史，并在成都建立了四川现代医学的中心，这位洋人就是启尔德。

启尔德（O.L.Kilborn 1867年—1920年），加拿大英美会传教士，华西协合大学的开创者之一，大学理事会主席。他的医学学术训练出自美国金斯顿王后大学，是该大学医学博士。他的行医热情出自对博爱精神的信仰，他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成都的。启尔德发愿要为成都人减轻病痛，并为成都建立第一所西式医院，与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还有他的爱妻。夫妇俩在1891年作为加拿大志愿队的先遣队员横渡太平洋到了中国上海，一年之后，两人再从上海逆长江而上深入到四川成都，在老成都的腹心地带四圣祠街，他们租用了几间简陋的民房，创办了福音堂并开办了一个小诊所，这所小小的夫妻店便成为成都现代医学的肇端。起初，诊所只限于给传教士、信徒及少数市民诊病开药，以后声名愈大，四川的一些政要认识到了异国医学的价值，官员们决定补助1500两黄金给诊所。启尔德用这笔资金于1907年开始构筑一幢四层楼的医学大楼。1913年1月30日，大楼装修完毕，正式对外开业行医，设病床120张，它的医技力量和设备是全四川最棒的，成为了基督教英美会四川各教区医院的医疗与学术中心。除了启尔德的妻子与他一同开垦处女地外，成都医学史也应当记录下以下名字：加拿大的斯蒂文森医生，赫尔医生，王春雨医生以及国籍不详的余发医生，他们都是成都最早的西医生。

1920年，正值英年的启尔德病逝于家乡，悲讯传来，成都华西坝的中外同仁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称赞他“是一位语言学家，一位悉心的管理者，一位口才绝佳的演说家，一位富有创建性的教育家。”

奥马·莱斯利·基尔伯恩，这是启尔德的本名，这位加拿大安大略省弗兰克威尔人在他24岁踏上中国土地时或许没有想到，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他的两任妻子和长子，两个儿媳和妹妹以及他的孙女，都与成都现代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毕启 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美国教育家

毕启（Joseph Beech 1867年—195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人。华西协合大学第一任校长。美以美会传教士。1899年毕业于惠斯廉大学文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美国人司徒雷登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位名人，他所主持的燕京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西部中国，另一位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美国人毕启同样有过一段不平凡的传奇。

1946年，中国政府授予毕启红蓝镶绶四等彩玉勋章，这是授予外籍人士特殊功绩的荣誉奖。此前，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勃兰克博士曾获得该奖。毕启的获奖，便是比照二位博士的先例，这无疑是民国政府对毕启为中国教育事业所作贡献的最高肯定。获奖的那一年，准备告老还乡的毕启已年届73岁。

1899年的秋天，毕启来到中国。他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曾家岩学堂，以后改名为求精中学堂，时间是1903年（另一说法是1900年），地点在重庆。有资料显示，这所学校的创办经费出自毕启的私人存款。初次涉足教育，年轻的毕启不惜动用自己的私款，表明了这位初出茅庐的美国人的决心。用一己之力办学当然难以支撑，他又八方筹措经费，得到了大学同学以及朋友的赞助，这为他以后创办大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四川，现代教育已开始成长发育。据《成都通览》记载，宣统元年，成都有中国人开办的西式中小学60所左右。毕启和一些洋人也先后涉足这项事业，他们在成都开办了10所中小学校。后来，毕启在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同时，发起成立了华西教育会，除成都外，还在四川各县、乡、镇遍设初级学校，达到了100余所。这些学校由华西教育会统筹管理，制订教学大纲，统一考试。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所培养的中小学生已经达到了32000余人。

华西协合大学开办于1910年，毕启担任首位校长。这之前，他是成都华美中学的校长，已经有了办学校的经验。虽然他的办学计划遭到了教会的多次否定。但这并没有消解毕启的坚定信念，这位对事业锲而不舍的商人的儿子最终联合几个基督教差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一所西式大学在成都南郊的一片荒冢之中破土而出。

大学的创建一般是先聘请教师、再购置设备、兴建校舍，毕启的理念却是，第一要素为“广大的校地”，第二为“坚实的建筑”，第三为“充实的设备”。毕启在任期间，他的主张得到了切实施行，学校先后修建了20余栋大楼，50余幢教员宿舍，8处运动广场。由英国著名建筑师荣杜易描绘的中西合璧式的校园建筑，在以后的岁月中，被证明极具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的考察价值。2001年，成都市政府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建筑”。

终其一生，毕启都在为他所创办的这所大学竭尽力量。他在1913年到1942年的30年内，曾经15次往返于北美与亚洲之间，募集到了400万美金及大量办学物资。毕启还广泛结交中国政府的高级政要和商人，募集了大量资金，支持这所大学的发展。

1930年，毕启缷任，校长由中国人张凌高担任，毕启充任校务长。实际上，毕启身居幕后，退而不休，直到他1946年身佩民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奖章归国，才最终结束了在这个东方古国身兼教育家与宗教家的全部活动。回到家乡不到几年，毕启逝世。

戴谦和四十年成都缘

190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顿利生大学科学博士戴谦和来到成都华西坝，他是华西大学初创的六位元老之一，曾五次出任理学院院长。戴谦和也是罕见的博学家，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创始人。

博学家安居成都四十年

1908年10月26日，24岁的戴谦和在上海沪江大学供职，一年后来到成都华西坝，在此度过了40年。这位康乃尔大学硕士、顿利生大学的科学博士被川西平原的人文风情深深地吸引。

戴谦和的一位学生回忆：“先生非常勤俭，衣着很不讲究，老是穿着一身过时的旧西装，袜子破了，皮鞋坏了，衣服烂了，修理补缀了再穿，他是西人中最不讲究穿着的一位先生，他那顶不合时的帽子，不知他已用了若干年了，冬天喜欢穿中式的棉鞋，夏天他爱穿黄色的短裤，进城总是跑路。”

戴谦和是华西大学初创的六位元老之一。华大第二任校长张凌高、第三任校长方叔轩皆是他的学生。他曾五次出任理学院院长，数度担任数理系主任，是学校博物馆的创始人。他是罕见的博学家，以理科见长，却兼通地理、地质、气象、植物，对考古学、美术史也有杰出贡献。1949年，戴谦和偕夫人离开成都回到家乡。学生将他颂为“中国西南科学的先驱”。

兼善诸科的物理学教授

1909年，戴谦和初来华西坝时，正是大学的草创阶段。因为建房，种树，他着手研究成都平原的地质、土壤、气候、风向、雨量、地下水及树木的生物学和成长状况。12年后，他俨然是一位地质学家了，著有《成都地下水研究》《成都平原太阳辐射的研究》等论文，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1943年，英国皇家地质学会吸收他为会员。

在成都几十年，每日里每隔两小时，戴谦和便会伫立于成都的土地，感受、记录成都平原的阳光，研究太阳辐射也研究植物。因为四川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和高寒地带，而植物的生长和分布与太阳辐射有极大的关系。

他还收藏了许多中国古代的木刻、壁画，他对中国传统窗格图样的收藏让人叹为观止，他成为全世界研究窗户学的权威。他搜得的图样6000余种，牛津大学出版过他的窗户图样汇编。

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以独特收藏名扬中外，其前身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该馆全称为“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戴谦和是该馆创始人。

戴谦和与“代拉磨”

一身过时的旧西装，一副木讷的书呆子气，由于缺乏语言天分，戴谦和在成都多年，中文却说得结结巴巴，且都是过时的土语，比如将辫子说成毛根儿，将结婚说成配亲。

谦虚豁达，善良温和，戴氏的性格一如其中文名字。他曾依据本名音译过一个中文名戴拉谟，后来被调皮的学生传为“代拉磨”。

抗战时，他参加师生组织的暑期边疆服务团去边区工作。一行十余人住在一位当地人家，主人的玉米不够吃，需碾磨一些粉子，一帮学生娃儿不会推磨，戴老师挽起衣袖，卖力地干起来。

告别成都感言

戴谦和与大学同学吉恩·鲍德敦于1919年在成都喜结连理。吉恩担任过潼川女子中学校长。后与丈夫同在数理系教书。吉恩说得一口流利的成都话，她研究成都鸟类，有空便拿了望远镜在田间沟壑寻觅，写过几篇有关成都鸟类的论文发表。

1948年岁末，他们结婚30年，膝下无子，即将退休。这年冬天，戴谦和写下短文《四十年来之回忆》。他写道：“40年来，我生活在充满回忆的戏剧里，这戏剧是由中外人士通力演出的，莎士比亚所写的剧本里的人物的生动，远不如我40年里见到的那些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他将自己了解的中国分为八个时期：一、清代，二、反正时代，三、军阀时代，四、传教时代，五、国民政府统一时代，六、抗战时代，七、中美合作时代，八、通货膨胀时代。这位学问家明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血雨腥风，他十分欣慰现代科学在中国逐渐扎下根来。

戴谦和对成都充满感情，临别时说：我们很快乐地在中国住了四十年。

林则 从四圣祠起步的口腔医学宗师

艾西理·渥华德·林则(Ashley W .Lindsay 1884年—1968年），加拿大魁北克人，多伦多大学牙科学学士、牙科理学硕士；皇家牙外科学院博士和口腔外科教授，华西协合大学牙科教授，被誉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

初到成都 面临挫折

1906年秋天，对教会工作非常感兴趣的林则向有关委员会申请去中国开展牙医事业。翌年，他成为第一名前往中国的牙科医学传教士。

林则与新婚妻子林铁心前往中国，“经过一个月的木船水程和半个月的滑竿陆程，他们终于走完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到达了成都”，这是1907年5月10日。

甫到成都，林则的事业遭遇当头一棒。首先，他需要学习成都话，如果不懂中文，给病人诊治是有障碍的，但语言训练一般需要两年时间，他却有些迫不及待了。其次，先期来这里的同事们对他持怀疑态度，他所期望的工作迟迟得不到安排。

即便在欧美诸国，那时最受患者欢迎的并非专科医生，而是被成都人称为“万金油”的全科医生。成都的西方人劝林则回国，说这里不需要他。那是林则事业最黑暗的日子，语言不通，文化隔膜，还遭遇同胞的偏见。

峰回路转 事业起步

“华西(包括甘肃、西藏、贵州、云南和四川)是亚洲的角逐场，四川是中国最大、人口最多、最富饶、最具战略意义的省份”，这是1919年华西协合大学为募集基金而编写的《中国一瞥》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成都作为西部一个大都市对西方人的诱惑力。清末到民国，许多西方国家教会都将成都作为他们立足中国西部的重镇，派遣了很多传教士来到这里，这些传教士络绎不绝到来，才使绝望中的林则看到了希望。

病人陆续来到，但还没有诊病的场所呢。这时，四圣祠仁济医院另一位加拿大人启尔德向他伸出友爱之手，腾出医院的一点空间让他暂时当诊所。林则的医术被广泛传播，消息在老成都不胫而走，预约电话越来越多。

四圣祠街 艰苦创业

林则回忆：“我们在仁济医院一幢旧大楼里的一个小房间设立了牙科诊所。候诊室紧邻一位传教士夫人的客厅，实验室则是在他们居住的中国式建筑里。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建筑状况不及加拿大三流的柴房。所谓的诊所没有天花板，地板是泥坯的，雨后简直就成了泥泞。房椽被火炉产生的油烟熏成了黑色……诊所前屋的窗子是带格子的中国古式的纸窗户，后屋是一堵潮湿破旧的泥土墙，用来将诊所和紧邻的出租屋分开。但这堵围墙挡不住出租屋成天吵闹的声音。小屋的一头堆放着家用的煤、木头和木屑……诊所开业一年多，已经小有名气了。”

来成都3年后，教会批准林则建立独立的牙症医院。几年后，教会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以林则创办的牙症医院为基础，扩大了华大医学院的建制，总称华大医牙学院。中国有了第一个培养现代口腔医学高等人才的高等教育学府。

不做匠人 做医学家

从1907年来华到1950年离开，林则一直是牙症医院及华西牙学院的负责人，由于出色的工作业绩，1941年到1950年他被提升为大学副校务长，获得过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发的最高荣誉证书。在成都行医与医学教育43年，他集中了优秀医生与学者的诸多特质：独立思考、孜孜好学、勤奋踏实。1968年，国际口腔医学界颇有名望的安大略牙医协会在年会上授予他终身会员资格。

林则被誉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他的学生后来创建了中国主要大城市的口腔医学及口腔医学教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外国学生到成都留学，足见林则领导的事业有国际影响力。

林则将现代牙科学带进中国西部并在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解除了千千万万病人的痛苦。蒋介石、张群、于右任、贺龙等都曾到华西坝看牙病。成都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华西坝的牙科技术长期领先于全国，林则功莫大焉。

葛维汉 窥探三星堆第一人

葛维汉（Graham,D,C,1884年—1962年），美国阿肯色州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芝加哥大学宗教心理学和人类学博士。浸礼会传教士。1913年来川，1948年归国，在川度过36年。

窥探三星堆第一人

1934年春天，葛维汉从成都来到广汉月亮湾，将古蜀国的神秘一角开掘出来，拉开了惊世骇俗的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序幕。

发掘的这批文物被移交到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戴谦和描述这些文物后说：“当时有这样的艺术品是令人叹服的。”今天，“三星堆博物馆”吸引住了来自海内外的造访者。

西部边陲让葛维汉着迷

与所有成功的探险家一样，葛维汉有着强健的体魄与恒久的毅力。华西坝是他的大本营，从这里出发，他先后30余次深入西部边陲进行考察探险。到过的地方有松潘、黄龙、打箭炉、穆坪、汶川、茂州、理番、川滇边境地区，川藏边境地区。当他第一次踏上前往打箭炉的探险之路，峥嵘的路途让他倍感艰难，他曾描述道：“到打箭炉的道路是如此难走，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愿意进行这次旅行。行人必须跨过两座关口，每一座都有九千多英尺高，路边的小店条件很糟，还有很多跳蚤。道路难走，天气又很热。”但是，当他登上高山，眼前的景致让这位西方冒险家精神为之一振。他也许从未目睹过如此雄伟壮丽的风光，鬼斧神工，摄人心魄，几乎让他晕眩。在他一贯冷静的调查报告中，他一抛“述而不作”的文风，将自己的心灵袒露在了大自然面前：

“绝妙的像金字塔一样的雪山，近处长满绿色植物的山坡，藏人的房屋和峡谷中奔流的小溪，这一切都显得非凡的美丽。到处都是野草莓和色彩斑斓的鲜花——我们正置于一个自然主义者的天堂。”

葛维汉的学术训练得益于自然历史学派，该派的学术特点之一是通过田野调查尽可能搜集大量的原始素材，而不轻易对其加以评判，因此，葛维汉的著述似乎从未深入到中国边民的精神内核，然而这却并不排斥他对这方土地的痴迷，对其怀有的艺术般的沉醉。羌族的碉楼、苗族的山歌、僰人的墓葬、倮倮族的服饰以及藏人的海螺——它回响在雪山之麓的深沉悠扬的号角声，在葛维汉的心中曾经久久回旋，直到他离开中国。

葛维汉的博物世界

葛维汉几十次探险四川西部所搜集的文物与标本分置于美国和成都。这位怀有文化温情气质的人类学家，在美国获得了两个“古更赫姆奖”和一个“韦金奖”。这无疑是表彰他对中国边民的研究，更表彰他为美国人带去了4万件标本，一只大熊猫以及众多的中国边民文物。在这些标本中，他发现了250个新物种和亚新物种。后来，有29个以他的名字命名。四川大学博物馆以收藏边民文物著称于世，1932年，葛维汉出任该馆馆长。博物馆藏有铜器、铁器400余件，六朝及唐代石刻200余件，历代货币千余枚，砖瓦千余匹，苗人挑花800余件，各类标本3万余件。有上起史前的石器、陶片，下迄民国的边民器物。有骨器、玉器、漆器、琉璃、木刻、书画、服饰、窗格、酒器、乐器、灯盏、印章、经书、纸钱……所藏文物包罗万象，所涉及民族除藏、苗、羌、彝外，尚有摩西、摆夷、开钦、缅甸以及爪哇人、马来土人、澳洲土人和葛维汉故乡的美洲印第安人。英国著名建筑师荣杜易设计了华西协合大学的懋德堂，在今天的成都大学路，仍可见到这幢保存完好的建筑，中西合璧，错彩镂金。葛维汉在西部边陲搜集到的文物，有一批在这里短暂停留后，留下来的，成为博物馆的珍藏。

钟情峨眉山的费尔朴

费尔朴（Phelps.D.L.1899年—），美国人。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教授。加州大学东方学院哲学博士。1925年至1951年居华西坝。

云山浩茫，鬓黛瑶妆，秀甲天下的峨眉山不仅为中国人所钟情，也令一些西方人所景仰。1887年，美国人魏吉尔哈特初识峨眉，他在《西川旅行记》中，第一次用英文描述了峨眉风光。那时候，费尔朴尚未来到人世，然而7年之后，当费尔朴诞生之时，他即与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中，成长于加利福尼亚的塞拉山间。他的祖父，他的父亲，皆是策马跨鞍的高手，寻幽探古的剽悍之士。有此家风濡染，费氏自幼即仰慕大山名川。

1925年，费尔朴来到成都，正值壮年，精力充足，在一个暑假当中，他随华西边疆研究会登上了贡嘎山，那时，他即为中国西部的山川所迷到。不久，他又登上了中国友人多次为他介绍过的峨眉山。费尔朴曾叙写道：

“未几，余复为峨山而神往……尝结伴香客，攀临此山之巅，深入檀林，遍谒神殿。严冬则积雪莹莹，盛夏则芳草青青。晨则旭日初升，金光灿烂，夜则皓月当空，银色荡漾。”

几年之后，每当休假，费氏即背起行囊离开成都，流连，徜徉于峨山之中。这位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勃朗宁夫人诗歌的洋教授开始关注有关峨眉的书籍。他发现，在中国唐宋明三朝，众多的巨绅显宦皆拜倒在峨山之下。除了涤荡心怀的自然风光，峨眉山所构筑的宗教氛围更使人平心静气，高拔出尘。华西大学的考古学家葛维汉察觉了费氏对峨眉的钟情，建议他对此山历史作出系统研究。对初识汉语的费尔朴，要作深入研究，其困难可想而知。授课之余，他一面修习汉语，一面阅读各地方志，尤其是《嘉定志》、《眉州志》、《峨眉县志》。在得观由黄绶芙、谭钟嶽所著的《峨山图志》时，他被此书所吸引，觉得先将此书翻译成英文是研究的第一步工作。该书集历史、诗歌、图画于一书，这是费尔朴所喜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久而益觉其意趣之丰厚。”但是，具体进行下去，却让费氏大伤脑筋，汉民族文言文的丽辞奥义要用英文准确地表达，其难度，费尔朴曾叹道：“几为人所不能臆测。”

1935年，越过诸多困难，他完成了对此书的翻译，这是第一本以外文系统介绍峨眉山的专著。一年之后，新版《峨山图志》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该书中英文对照，堪称中西合璧，版式采用中国传统线装，印刷精良，装帧大气。在书的序言中，费氏提到了帮助他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的成都文人：刘豫波、黄方刚、谢静山……费氏还在序言中表明了他翻译、介绍此书的宏愿。他说，对峨眉山的研究，“扩而充之，且可使余深体中国人之精神，更进，则其将为此精神之天才与真理发扬于西方之一助欤。”可以看出，他是将峨眉山当做代表中国人精神品格的象征来研究的，而且，他还深信，中华文化所保存的真理将有助于西方。费尔朴的见解可谓具有前瞻性。

启真道 子承父业的杰出医学家

启真道（LG. Kilbor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硕士，医学、哲学博士；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医学院院长、医牙学院总院长。

成都华西坝的很多西洋人皆说得一口流利的成都话，启尔德的长子启真道也如此。这位1895年生于乐山、长于成都的加拿大小伙子在1920年启尔德去世后，立志继承父业，从父亲手中接过现代医学传播的火炬。

对四川风土人情的谙熟使得他比父亲更容易接近中国人，更容易开展他的教学与医疗工作。一些不了解他的中国人很惊异于他的中文程度。如果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调侃句子：“这就是某某‘医生’”，他便会敏锐地察觉那带引号的“医生”具有讽刺意味。不过，启真道不会将那讽刺意味和自己联系上，因为，在他度过的30年成都岁月中，他从没有玷污过作为医生的职业操守。当他1952年离开成都时，已是成都公认的一位杰出的医生和医学教育家。华西坝的中国同行评价他的教学水平：“教得好，内容充实，清晰明了。”口腔医学专家吴廷椿在晚年回忆往昔，对启真道的教学水平赞不绝口，启真道老师讲授的“运动功能对骨内部结构与外形可塑性的影响，钙代谢的活泼性”等问题使他受到启发，并运用到了颌面畸形整复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医疗效果。

在启真道担任大学医学院院长时，西医已在成都扎下根并开花结果，愿意学医的中国人日渐增多，报考华西医学院的各地学生络绎不绝，甚至有来自苏联与匈牙利的外国留学生。对于立志学医的学生，启真道每每用一个“危言耸听”的话来告诫他们：“学医是最清高的事情，也是自杀的工作。”为什么呢，他诠释道：“没有伟大的献身精神不能学医，比如病人最脏的排泄物，他的亲人都不愿意料理，医生还拿去再一、再二、再三地检查得津津有味。”面对秽物，也许有些人的确放弃了学习西医，然而在启真道的行医生涯中，他面对的还不仅是病人的排泄物，有一次，他面对的是一颗子弹。由于史料的模糊，今天的人们只知道在1922年至1927年之间的某一天，那是启真道行医不久的日子，那一天，成都发生了枪战，作为志愿者的启真道义不容辞地救护伤员。在他的眼中，只要是伤员就是他的病人。就在他行使医生职责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肩。上帝保佑启真道！他没有生命之危，只是“痊愈之后，在左肩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就像法官判案需要高度的责任感一样，对于患者，医生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与疏忽，启真道在课堂上曾告诫学生们：“药放在血管里或脾肉里，就拿不出来了！”这句话成为名言，牢记在一些学生的心中，每当给病人用药时，“凡是口服药物能得到同等药效的就不用注射法。”

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教育水平在中国西部首屈一指，担任医学院以及医牙学院总院长16年时间的启真道功不可没。那时候，每当华西坝的医学博士毕业时，他们手中总要拿着两张学位证书，一张中文，一张英文，英文学位证是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颁发的，华大医学博士同时享有该校的学位待遇。这一事件的影响力持续至今，医学教育家启真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马悦然 成都人和成都话都巴适

马悦然（1924年—），瑞典人，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曾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1948年至1950年，马悦然在四川调查方言并留学华西协合大学。

峨眉山来了位大鼻子洋人

1949年的一天，马悦然在成都的一个旧书铺子淘到一本木刻线装书《峨山图志》，作者谭钟岳，英文译者是华西坝的洋人费尔朴。马悦然将其视为珍本，精心收藏。20年后，香港老先生谭斌森到他家做客，说起他父亲在光绪年间出版了一本《峨山图志》，他几十年遍寻不得。马悦然闻听，将此书找出来赠给谭老先生。

1949年，马悦然在成都和重庆学会了西南官话后，到达峨眉开始方言调查。他大年初一来到报国寺，令这个千年古刹有了几许骚动。与这外国小伙子交往后，小和尚们很快与马悦然成了好朋友。

离开峨眉山30年后，1978年，马悦然再次来到峨眉，当年给他拉过黄包车的一位农夫仍然记得他，他也认出了这位农夫。

讲一口巴巴适适的成都话

对于汉语，马悦然有很高的天分。他跟随汉学家高本汉学了两年中文，便能够阅读《左传》《庄子》《诗经》。1948年秋，能够阅读中国古代经典的马悦然尚不会中国口语，然而，在抵达成都仅仅几个月后，他便能说一口较流畅的成都俚语了。几十年之后，他用中文写下了50篇关于四川的随笔、散文，文中随处可见他忍不住要来上几句成都土话，别有异趣。

成都——秋天的爱情童话

18岁成都妹儿陈宁祖，面容清秀，眉目娴雅，住在华西后坝“可园”的花园别墅中。26岁的瑞典小伙子马悦然被她深深吸引。

一段异国情缘、一段长达48年的婚姻，始于1949年那个金秋。马悦然离开峨眉山来到华西坝，随华西协合大学闻宥教授进修汉语。他和另一位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西门华租赁陈行可先生家的住房。陈先生家，有两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待字闺中。原本，陈家想请英国人西门华替宁祖补习英文，西门华对宁祖的姐姐一见钟情，拒绝了。这差事便落到马悦然身上。于是，这位瑞典小伙子得以接近美丽的成都妹儿，他们的心在同时为对方跳动了。

马悦然更愿意将这段情缘归结于一组叫《弟弟的海行》的童话诗，那是在马悦然四、五岁的时候，母亲在床头给他念过的。其中一首说道，一个七八岁的西洋男孩，名字也叫悦然，他跟他最亲爱的玩具熊划船去了中国。到了那个广阔无边的帝国，皇帝的女儿，一位美丽的小公主爱上了这位来自遥远国度的黄头发的悦然。童话中的悦然无疑是虚构的，而现实之中，有着同样名字的马悦然真的就被一位成都“公主”爱上了，而悦然，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公主”。马悦然在怀念宁祖的文章中叙写道：“我那时比童话中的弟弟还小，根本不知道后来要出海到那个遥远的国家，发现一个中国女孩，我心中的公主。先做她的不敢表白的情人，再做她的外国丈夫，最后终生怀念她，坐在这里写下这个故事，给她的同胞看。”

1950年9月24日，马悦然与陈宁祖在香港道凤山教堂举行了传统瑞典式婚礼。1996年11月5日傍晚，陈宁祖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爱妻葬后，马悦然从城里搬到乡下接近宁祖墓的地方居住，并写下一首中文诗祭奠亡妻。他对宁祖全部的真情，他对宁祖全部的感念皆浓缩于诗中：

真正的爱情，爱人之笑属于我，泪也属于我。/天空的星星，是死者的眼睛么？爱人！你在哪儿？/天色渐暗，让我拉着你的手：我们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