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探求历史上的“潜规则”

吴思，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摄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上海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强调，要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不断地清理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而且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

据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定义：“潜规则”是指规章制度之外的不成文、不公开的规则。“潜规则”一词的创造者，是学者吴思。2001年，吴思的《潜规则》一书问世，影响深远，一版再版，至今风行。

新春伊始，吴思频频出现在各种公开的讲座，与读者分享他研究历史的心得。

1978年，吴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原以为中文系是培养作家的，谁知入校不久，老师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养文学批评人才的。吴思觉得还不如去新闻系，到底是培养记者的，而记者跟作家就差一步。新闻系的党总支书记跟吴思的父亲是旧同事，她劝吴思：别到新闻系来，想当记者，毕业以后到报社当就得了，新闻系学的东西不如中文系学的多。吴思打消了念头。毕业以后当记者很顺畅，吴思觉得父执当年的劝告是正确的。

吴思在大学时代读过法拉奇的作品。当我们聊起法拉奇问基辛格：“如果我把手枪对准你的太阳穴，命令你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你选择谁？”那个问题时，吴思若有所思地说：“你试验过吗？按照这种方法问过吗？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试一次，本身就说明进步了。”而对中国记者在三十几岁以后多转向编辑的现象，吴思大感可惜：“其实深度采访，肯定是年龄越大越好，能问得出问题来。有些老记者，他的气势，他的资历，他的年龄全在那儿，他可以问一些敏感或有深度的问题。记者要是只当狗仔队，那的确不能太老。”

在大学时，吴思的兴趣更近于历史，毕业论文写的是苏东坡。毕业后干新闻，写现实不断遇到麻烦，又开始研究历史。他甚至发现，半年也不一定能采访出来的东西，只需要花一两个月在历史中探求，往往有所收获，于是渐渐陷到历史里，终于独创了“潜规则”、“血酬定律”等概念。

如今，吴思正在研究“大赦”的历史。有幸亲历大变动时代，吴思对人性有独特的思考：“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借助这种趋利避害的人性，设计一种激励机制，形成一种利益交换，用安全换制度。”研究了这么久中国历史之后，吴思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如果以30年为限，肯定很乐观。30年，一代人的时间，你看过去30年，发生了多大变化。”

化肥分配与明史研究搞出的“潜规则”

时代周报：你当记者的时候，到下面采访发现了“潜规则”的现象？

吴思：对。我在《潜规则》的前言部分写了。化肥的分配规则都是书面规定的，实际上并不这么运行。另有一套东西，而且那套东西不是瞎闹，谁能批条子，谁的条子管用，能批多少，全是有规矩的。这套规矩—纯粹从化肥分配的结果来看—比如一万吨下去了，最后有多少吨是正式按照规则走的，多少是按潜规则走的，都能计算出百分比来。我就发现，至少在化肥分配问题上，潜规则的作用更大。当时没这个词，用的词是“内部章程”。

时代周报：什么时候冒出“潜规则”这个词的？

吴思：大概1996、1997年，那会儿开始认真读历史了，读明史，就想从“内部章程”这个角度看看，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之下，明朝真实运作的规则是什么。有了这样的意识，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到处都是现实怎么运作的史料。以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时候，我就想找个词，拿几个词组合：“内部章程”、“规则”、“灰色章程”、“灰色规则”、“内部规则”，不知道怎么加个“潜”字，就觉得这个组合最好：“潜规则”。这个组合一出现，就觉得就是它了。

时代周报：这个词以后会写入历史的。现在变成娱乐圈用得最多。

吴思：对，描述导演跟女演员的关系，而且当动词来用，谁把谁潜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对明史特别感兴趣？

吴思：明史简单。首先离我们近，太远的不行，先秦的就那么点东西，肯定不够；往后，比如《史记》里记载的那些东西，支持材料也不多了，至少你想看谁的日记、谁的书信，很少了。清代倒有的是日记、书信，大量的，麻烦的是没完没了，多得看不过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冒出一个东西来，说：你以前没看到，你说的不对，另有史料。清代还有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因素，八旗系统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想了解现实，离得最近的社会结构就是明朝。明朝的历史是朱元璋创始的，在那之前，元垮了，很多东西都要再创，于是模仿大唐律制定大明律。如何取舍？可以找到制定规则的初衷。制定规则的时候，朱元璋觉得不够劲，再来一个大诰，起法律作用。朱元璋会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也能看到这些立法实际的失效。朱元璋的统治方式—比如怎么处理贪官污吏—发动群众监督官员，把有问题的官员发配到他的老家去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