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出版 傅高义：现在中国还是邓小平道路

我能访问到赵紫阳的亲属，是因为赵的孙女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我也见过她的母亲Margaret Ren，她是搞美术的。正好我有一个美国朋友Freda Murck也在北京搞美术，所以我就问他能否做个中间人介绍我们认识。Margaret Ren在她女儿从哈佛毕业的时候，过来跟我做了一次访谈。而我能访问到万里的女儿，是因为一位美国的朋友与他们夫妇十分相熟，也是经人介绍。

我觉得很多中国父母都很喜欢哈佛大学，所以如果以哈佛大学的名义邀请他们，他们大多会接受，我并不觉得奇怪。他们也想了解研究中国的美国人，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另外一点可能是我本来也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也是想交朋友。为了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访谈之前我做了很多准备，了解他们的背景，搞清楚什么问题他们能够回答。我并不要求了解什么秘密，所以这可能比较有利。

时代周报：你也与江泽民做过一次访谈。那是怎样的“机缘巧合”？

傅高义：我以前在北京见过江泽民，那是1996年带领团访华，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一些问题……那时候知道他要访美，我就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江泽民想到哈佛，我可以帮助安排。中国大使馆有几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就和我商议具体安排。1997年江泽民访美，在哈佛演讲就是我从中安排和协助。哈佛那次演讲非常成功，最后江泽民在现场还回答了两三个问题，答得很不错。此后我又在北京见到江泽民几次，所以在写作《邓小平时代》的时候，江泽民也跟我谈了他对邓小平的看法。

时代周报：你对他作为邓小平的继任者怎么评价？

傅高义：我觉得江泽民在1989年之后能够让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姿态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不错。江泽民非常有幽默感，并且致力于改革开放。

“我是客观分析”

时代周报：这本书花费了你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了整整十年。会不会因此对于一个人物有了感情，从而影响了你的判断？《邓小平时代》在2011年英文版出版后，西方媒体和学界对你在书中表达的对邓小平的态度和判断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比较严厉的。你怎么看？

傅高义：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客观的分析，搞清楚他为什么这么想，同时客观分析他的作用和对社会的影响。对于一些曾经生活在北京的记者和其他人来说，他们或许有一些负面的感受，我可以理解，但他们很明显没有好好看书。我知道有知识分子认为我应该更有评判性，但那些认真看过我的书的人说，我对邓小平的想法和行为有着清晰的了解，并且用非常中立的态度讲述这些。我确实没有作出道德判断，我作为一个研究者，认为不应该评价是好还是坏，而是应该试图去了解他想了什么，做了什么，有些什么影响，以及其他在中国的人如何看待他。他为什么这样做，才是我有责任解释的问题。

时代周报：邓小平前65年的生活在你的书中所占篇幅非常少。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上批评，认为“在近900页的书中，只有30页叙述了邓小平前65年的生活，这样一来，人物就完全失去了历史背景”，你怎么回应？

傅高义：关于前面65年写得这么少，我觉得一本书不要太长了，应该有一本，不要有两本。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所以前65年，我想把最重要的影响到他改革开放那个时期的工作背景写出来，让读者了解。虽然我写得比较少，但是我用的时间的确很多。我开始写了200页，后来是60页左右。开始写了200页，哈佛大学出版社说如果包含这么多事情的话，没有办法在一本书里面写好。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开放，也是为了美国人了解现代中国。我为什么觉得改革开放时期对美国人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让他们了解中国。到现在的影响很大，为了了解现在中国的做法，为了了解改革开放的做法，那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佩里·安德森的评论。我认为，写我那本书的书评人很多没有详细看书，我认为这么厚的书，记者、学者也要做很多工作，他没有时间看完，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利用这个书评表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好好看书。所以我认为，佩里·安德森是没有读完的，他属于这一类。

时代周报：大陆引进的简体版删掉了一些内容。删节后是否会影响读者对该书的整体把握？

傅高义：我最初到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能说话、能出版的空间、范围太小了。我看了30年，觉得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当然我们美国人会认为，你们应该跟我们一样，应该是把英文版全本翻译出版，但中国的确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依我看来，以中国现在能说话的范围内，三联已经十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我的基本意思，也在简体版全部体现了。而有些事情，那可以看香港版。但我还是要强调，我的研究基本都包含在三联版里，他们非常努力，应该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