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出版 傅高义：现在中国还是邓小平道路

褒扬与争论

这本《邓小平时代》2011年在欧美一经出版后，也因为“过度褒扬”的姿态而引来了诸多学者、主流媒体的“批判”，不过社会学家出身的傅高义应该“习以为常”—批判本来就是社会科学界的惯例，而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卡尔·马克思。

最严厉的批判来自于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论家佩里·安德森。在发表于《伦敦书评》上题为“Sino-Americana”的书评中，佩里·安德森将《邓小平时代》称为“毫不脸红的奉承”之作。

“有一部分关于中国的作品以美国为参考系写作，一般来说，作者专职或兼职地为国家工作，他们的问题是，‘中国，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傅高义曾在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做专门任命工作，他称CIA为保证不出现泄密，审阅了他的邓小平一书，他在哈佛教书，该校校刊称这本书为其辉煌学术工作的封顶石……该书在两个层面存在问题：首先是850页的篇幅，作者想让一般读者接受，但过于絮叨细节无论卖出多少本也不会有几人真正阅读；其次既是传记，需要历史想像力，傅高义从训练到思考却都是社会学者方式，而他个性又喜褒扬，写过《日本第一》，在1979年吹捧日本，日本泡沫破碎后继续称赞韩国朴正熙为20世纪成功现代化其国家的最杰出的四大国家领导人之一。”佩里·安德森在开头这样评价，并随后就书中各个细节进行了讨论。

前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书评，他认为“傅高义这部厚重的传记, 写得很有叙事技巧, 富有高超学术水准，阐明了应当对邓小平更崇敬的理由……本书并非充满溢美之词，但某些段落读来确有几分像是授权的传记。书中或会提及邓小平的缺点，但给出的总体评价中，展示其瑕疵时却是手下留情……傅高义有力地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因邓小平而得以脱离贫困的人数，比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为此他应该得到嘉许。”

较为中立的评价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名誉退休教授、政治学家理查德·鲍姆认为，对邓小平的领导和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内部权力斗争，该书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但是，那些成果被一些章节淡化了，读起来像是“唱了一首毫无批判性的赞歌”。而其他评论则有“一些内容读起来像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材料”等。

即便非议种种，《邓小平时代》出版繁体版后，便在大陆掀起阅读热潮。据傅高义中文版权代理甘琦透露，国内竞争该书简体版权的出版社最初达30余家。“我们按国际出版业的惯例，以内容分析和营销策划案为依据，选定了五家进入终选的出版社。最后入选的两家由傅高义亲自在香港见面定夺，竞争可说激烈。”甘琦说。不过无论是她，还是傅高义本人，均未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另一家进入终选的出版社情况。

据三联书店方面称，他们的目标是发行100万册，而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新华社记者直接将该书“定义”为2013年最畅销书，尽管尚在新年伊始。不过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翻译者、山东大学教授冯克利却在傅高义国家图书馆讲座现场的“点评”环节，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何研究中国的东西，在大陆总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呢？”

“批评我的人没有详细看书”

本报记者赵妍发自北京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2000年已经从哈佛大学荣休，如今依然住在离哈佛校园不远的地方。2013年伊始，《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版，傅高义在北京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傅高义有别于他的前辈费正清从史料出发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方法是“与人谈话”。所以他与时代周报记者分享了他与诸多中共高层及高干子弟的访谈经历，并回应了英文版《邓小平时代》2011年出版后引发的诸多争议，甚至试图为新一届领导人“出谋划策”。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基本的思想是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要适合当时的需要。中国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想你们的领导人基本上已经知道了，首先是需要法制。当下比起邓小平的那个年代情况更复杂，所以腐败问题比上世纪80年代多得多；然后是透明度问题，我听说现在中国能上网的人已经达到5亿，所以如果宣传部门做的还是太狭隘，大家都不会同意。宣传部门应该把门槛降低，给记者多一些自由。”不过这位“中国通”话锋一转，紧接着表示，“其实透明度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不是完全透明的。当然也不能乱讲话，如果乱说话的话，那是不行的。我说的是要给记者多一点自由，但也要有限度。”

“我不要求了解什么秘密”

时代周报：你在写作《邓小平时代》之前，采访了许多人，比如邓小平的女儿邓蓉、万里的女儿、赵紫阳的女儿等。你是如何做到的？

傅高义：我认识邓蓉是因为我参加过一个代表团，在北京的时候我见到了她。这个代表团是兰普顿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组织的。他把邓蓉邀请过来，但当时我们只是认识。后来邓蓉的女儿从Wellesley College毕业，她也来到了波士顿。我就给邓蓉写信，说哈佛想邀请她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们一起吃饭，她就来了。就因为这样我们有了联系，所以后来我研究邓小平给她打电话，问能不能请她谈谈父亲，她也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