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诗人不可能回避现实

2012年05月31日 10:5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邢人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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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

我的身体里一束束的神经/能感觉到植物一批批落下

——《十四首素歌·十八岁之歌》

她长大了，但管束还在。

“也许对我来说，使我成为诗人的最重要因素和最重要的人，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和他们的关系。”翟永明曾这样解释生命中那段最为紧张的时期。

“1983年我的情绪极糟，生活乱得一塌糊涂，年纪轻轻我就遍尝了一个内心敏感者必然会尝到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伤害，看惯世事炎凉，目睹了生死无常。”在1996年出版的散文集《纸上建筑》里，她这样写道。

她进了物理研究所，在那个保守的单位里，第一个穿上牛仔裤，一不小心就成了同事眼中的异类。因为适应不了体制和人情关系，她瞒着父母到好友、雕塑家朱成的工作室工作，在那儿结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

“她对家庭和父母很顺从，对朋友很宽容，不愿意跟人有激烈的冲突，实际上内心是很叛逆的，她不会直接和父母发生冲突，她觉得父母不容易，特别体谅这一点。她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在诗歌里找到寄托。写作对她很起作用，能化解她大部分情绪。你从她的诗歌里可以读到，她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成长中一一化解，最后变成诗歌。”画家何多苓说。

在那段最压抑的时期，几乎是趴在病床上，在乙醚的味道里，她写出了组诗《女人》。写了一年，反复修改，写完后偷偷和打字员在研究所打字室蘸着油墨印了20份，有点像革命时期发传单，只够给几个朋友看。好友、建筑师刘家琨看完《女人》初稿后说，“我在你的诗里看到了黑夜。”

1986年，《女人》在诗刊发表。在太原的青春诗会上，她梳一根麻花辫，穿一条连身牛仔裙，大美人一个。

那时候，她的形象几乎就是从她的诗里走出来的。在何多苓的画布上，她惊惶又迷人；在肖全的镜头里，她看上去心事重重。

有人曾建议何多苓一直画翟永明，“她的个人表现力太强，只要你抓得住，就是一幅好画”。

肖全回忆当时身边有女孩默默喜欢翟永明，又不敢去见她，就把她放在想象里，“越不接近她，神秘感越强”，其实她“随和、谦卑、人缘极好”。

诗人何小竹对她的第一印象是“神秘、美丽、羞涩，以及淡淡的一点忧伤”，“说话声音不大，说完一句话便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

仿佛是一对迷人的矛盾，在现实和诗歌的世界里，两个她有相似，又有不同。

1980年代，几十块钱就能过一个月，尽管穷，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在。“用很少的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接待外地来的朋友，说个名字就接待，包括住和吃，在一起聊天，什么都可以谈，那个时候单纯得多。她生活很日常，没有刻意追求某种生活方式，待人接物非常含蓄、文雅，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美。”何多苓说。

“干净、利落、明快时，她很像一些精美书籍里的‘插图人物’，比如走出树林的达吉雅娜，库普林笔下的阿列霞；出门旅行，单纯，无言，像一个能吃苦的中学生；她喜欢牛仔裤；她的头型优美、高雅，她一出现，便让人感到充实。她能经受所有的痛苦、生离死别和孤独，但却不能忍受委屈，也经不起一句稍有分量的笑话，每每她笑得开心，要死。”钟鸣在1994年出版的《翟永明诗集》里这样形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