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教授艾什：没什么比中西方的对话更重要

2012年05月17日 11:03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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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那么，您认为这场危机是西方发展模式的危机吗？

艾什：我认为在下述意义上它是一个政治经济模式的危机：我们积累了巨大的债务，我们现在有逐渐老化的人口，并且给老年人允诺了丰厚的养老金，但是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丰厚的福利和低经济增长率不兼容。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体系是否有足够的弹性去解决这种危机？所以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危机最终将成为对民主制度的挑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则是，所有的事物包括权力都是相对的。所以很大程度上，“危机”并不是说西方衰落了——全球的生活水准几乎都在提高，只是西方之外的地区在经历更快的增长。美国的增长率是2%-3%，中国则是9%-10%。

刘瑜：关于欧洲近期的债务问题，很多中国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困惑：西方之所以出现严重债务问题，是因为他们超前享受了太多福利；而他们之所以超前享受福利，是因为民主制“宠坏”了民众，所以过度民主是问题的罪魁祸首。

艾什：我认为那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比如北欧国家，既保持了相当的经济活力，同时又提供了相当的社会福利。

刘瑜：抱歉打断一下，北欧国家目前没有债务危机问题吗？

艾什：没有，绝对没有，它们的经济运行良好。它们有更高的税收，但也有更高的福利。我认为是具体的经济问题——极端的、还在增长的贫富差距——而不是民主制度，导致了目前的经济危机。为什么？因为一个百万富翁不会买一百万台电视机，但是一百万个中低收入者会买一百万台电视机，所以扩大的贫富差距实际上缩小了市场的有效需求。为了保持一个水平上的国内市场需求，人们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安全感，也就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福利保障。所以西方的福利制度，在某些案例中可能走了极端，但中国则可能处在另一个极端。也许双方都应该改革，走向一个更折中的路线。

刘瑜：刚才你讲到目前的“西方危机”是具体的经济问题，而不是民主的问题，那么您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危机吗？

艾什：我非常担心美国的情况。我认为美国政治体系的最大优势——其复杂的制衡机制——已成为其负担，因为这个体系里有如此之多的制衡，以至于它已经无法推动结构性的改革，正如奥巴马政府所展示的。但这不是对民主制度总体上的怀疑，而是对美式民主的担心。对欧洲，我持更乐观的态度，因为欧洲有这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实验和尝试，从中也许可以找到最好的政策。

不过请记住，整个西方仍然非常富有，其人均GDP仍远远高于这些新兴经济体，而且其经济仍然在发展，只是发展得慢一些而已。所以所谓“西方的危机”并不是那种剧烈的坍塌。

刘瑜：无论如何，美国仍然是现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美国难以走出危机，其世界性后果会是什么？

艾什：人们常说美国是最后的“消费堡垒”，如果美国人不再消费，那么中国经济将会怎样？也将陷入巨大的经济危机。所以“西方的危机”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危机，而是一个扩散性极强的危机。如果有人希望美国失败，并认为中国将从中获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幼稚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