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教授艾什：没什么比中西方的对话更重要

2012年05月17日 11:03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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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您知道，言论边界在中国是一个热门话题。对于限制言论，人们有各种辩护，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种观点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大意是：倡导言论自由，是因为我们相信观念的市场正如商品的市场，会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但我们怎么能肯定，好的观念一定会在“市场”上战胜坏的观念呢？如果是劣胜优汰呢？比如，我们有很“垃圾”的娱乐节目，也有含金量很高的“发现”频道，但垃圾节目的收视率远远超过“发现”，如果这是言论自由的后果，难道不应该限制言论自由、“干预市场”，让好的内容战胜坏的内容吗？

艾什：那么谁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

刘瑜：我不知道。也许有人可以回答，由政治的或宗教的或知识的精英，甚至民众自己，您知道，民众也可以通过民主机制来限制言论自由。总之，各种精英乃至民众，也许他们可以平衡观念市场运行的结果。

艾什：“观念市场”这种说法非常美式，但古典自由主义的看法是不同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言论自由的辩护，主要是几点：第一，我，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寻求真理？如果我不能获知所有相关事实和看法，我如何可能知道真理是什么？第二，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如何实现治理？如果我们不能获知所有相关事实和看法，我们如何找到最好的公共政策？第三，我们如何创新？如果我们不能展开我们的潜能——其中往往包括说出在当时被视为“疯狂”后来被证明为事实的看法，我们如何保持创造性？这是为言论自由辩护的三大理由。但这种自由当然也是有界限的，因为自由不是无政府，但这种限制应该是人们商讨的结果，而不是强加的。

刘瑜：我同意您的看法，但还是想追问一下，如果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里，质量低劣的言论战胜质量优秀的言论呢？尤其在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煽情言论很可能比理性言论更有市场。

艾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言论边界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尤其是媒体——结构和习俗的问题。如果仅让市场来决定言论的内容，那么公共领域很可能不够健康。这种情况下，也许应该做的不是限制言论自由，而是补充它。比如在英国，我们有公共广播电视台，像BBC那样。你知道英国每个有电视的人都要交“许可证费”，这是很大一笔钱，这些钱用来资助BBC，而BBC则有义务提供公平、信息充分、有教育性质的节目。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支持媒体来提供质量高的内容。顺便说一句，如果一个人就喜欢看垃圾节目，那是他的选择，没有必要用过于精英的态度来看待他。当然应该有积极行动，使愿意看高质量内容的人们有选择余地。

刘瑜：刚才您谈到言论自由也应该有边界，您认为哪些原则可以成为言论自由的边界呢？比如最近在美国有一个重大争论，就是关于选举资金的问题。在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判例中，最高法院以“言论自由”的原则保护公司或工会的大额资金助选，但有人认为这种言论自由伤害了平等。在您看来什么原则和言论自由原则一样重要、可以用以限制言论自由？

艾什：我们的言论自由准则草案，恰恰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则草案从一个基本前提开始，即人们有权在所有领域自由表达自己并接受不同信息和观念，这也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内容，几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这一公约，包括中国。这是一个讨论的起点。然后在这个起点上，我们可以问，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方是力量的培养（empowerment）。如果你是非洲一个快要饿死的农民，没有机会接触报纸或互联网，那么“言论自由”这个理论上的权利对你来说有何意义？所以言论自由不仅仅是一个权利问题，而且是一个能力问题。另一方面，使文明、得体的交流得以可能的言论边界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应探索言论的边界，比如隐私、国家安全、宗教……在这些个案中探讨法律可以接受的界限是什么，同时也探讨社区道义可以接受的界限又是什么。我们必须在这些关键领域分别探讨作出判断。

至于金钱，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确是个榜样，但金钱今天也极大地扭曲了美国的言论自由。你提到的Citizens United判决认为，公司和个人拥有一样的言论权利。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错误的，是对言论自由的扭曲。我认为言论自由，无论是作为权利还是能力，都属于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属于任何集体，也不属于公司。

刘瑜：言论自由的文化基础是宽容——没有宽容，人们很可能诉诸政府权力来压制他人言论。那么，这种宽容来自何处？您可能知道，中国文化并不十分推崇宽容，我们常常寻求“统一思想”，我们的政治和教育体系常常灌输一种观念，就是所有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因为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那么对于其他答案，就应诉诸权力去压制。

艾什：你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很有意思。我认为创新的历史——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

新——恰恰来自推翻“既有的智慧”。中国如果想从粗放型发展转轨到集约型发展，从适应性创新走向开创性创新，就需要突破“既有的智慧”。但这只是对言论自由的工具性理解。另一方面，人与人是不同的，我们得学会与差异相处。两个办法，一个让别人闭嘴，“你尊重我的禁忌，我尊重你的禁忌”，但问题是，如果把所有文化所有社会的禁忌加起来，那么这个世界上可以谈论的东西就很少了。另一办法则是，探索我们可以和平谈论差异的方式，种族差异，宗教差异，性别差异，政治差异……中国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国家，而且身处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所以必须学会与差异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