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 狂者的世界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979年,高考不理想,张汝伦入安徽芜湖师专读英文专科。这点挫折不算什么,他与同一批进校的心气颇高的知青一样,都明白自己的归宿不在那里。
说到心高气傲,小学生时代他就觉得天下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青年时代,“错误地认为接近知名学者就是攀附”,被朋友领到王元化先生家后一言不发,以至于90年代二人真正交往后,元化先生怎么也想不起数年前此人曾来造访。前不久学生问他,年轻时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不管有没有恢复高考或者改革开放,我想我都会走哲学这条路。在哲学里,我看到了我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其他门类,像文学、音乐、艺术里看到的一切好东西,哲学最能满足我,而且它比较难,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东西。”
对文学、艺术、绘画、雕塑、建筑、戏剧,他都有兴趣进入,“感觉它们都是在讲形式。接触西方文化越久,越能体会到形式的重要。”
研究生时代他声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记述他的小文《狂者进取》,作者陆灏借夫子之言来理解其“狂”。当时,张汝伦刚刚发表一系列解读尼采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渐渐有了名号:复旦的尼采。
那时候,李泽厚先生到复旦讲学,问: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什么?张汝伦答: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
在学生时代,张汝伦的演讲场面就很可观,朋友笑他“煽动力这么强,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躯里浓缩着激情、求知欲、批判力和理想主义,仿佛象牙塔里一座会移动的火山。
1988年,张汝伦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受教于两位导师:一位是Bubner教授,伽达默尔的弟子;一位是冯赫尔曼教授,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编者。
张汝伦不止一次向学生描述Bubner教授开讲《存在与时间》的景象:教室里坐满,地板上坐满,然后延伸到讲台四周,以至于Bubner先生转身、挪动都有困难。
1989年海德格尔诞辰一百周年时,德国出版其著作《哲学贡献》(全集第65卷),被认为是仅次于《存在与时间》的重要著作。此书极难读,冯赫尔曼教授开了一个研究生讨论班,下午5点到8点上课。有一位老太太,驼背,拄双拐,风雨无阻来听课。“因为上完课跟她搭同一路电车回家,所以印象深刻。她不要学位,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求知。”
德国人严肃古板、不苟言笑,但这个民族对思想的热爱、对问题的穷尽,令他喟叹。康德的先验方法论、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一战后德国思想界生成的所谓“1918年人”,令他嗅到崇高思想的气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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