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离合

2012年04月19日 10:47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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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入狱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关键转折点。出狱后，陈为避风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接触--用胡适的话说，独秀在上海“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陈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道路，胡适与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正式分手，新知识分子界长达四年的联盟就宣告结束。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协助中国成立共产党。鲜为人知的是，维经斯基来华最先见的是胡适，大概是看中胡适在新文化圈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维经斯基有意让胡适建党，胡适未应允，但他推介了陈独秀。后来在李大钊的促进下，维经斯基从北平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胡适虽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更不愿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他充分尊重并支持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选择。

与李大钊和气争论“问题与主义”

1919年陈独秀入狱期间，胡适接手了陈主编的政论刊物《每周评论》，马上就发了一篇谈政治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大陆提起胡适，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并以此批评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晚年也把这次论争总结为“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事实上，当时胡适针对的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一切空谈口号的主义。当时文人学者流行喊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生主义等等，社会主义也门派繁多。在胡适看来，主义的大危险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欺欺人的梦话”。

此文一出，李大钊撰文回应，引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两篇文章回应李大钊。但是，1919年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问题与主义》也胎死腹中。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更接近一次“讨论”，主要是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胡、李二人措辞客气，两人在讨论过程中和讨论后始终保持着同事友谊。相比于与陈独秀，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甚至更融洽，因为胡与李的性格人品更相似。两人都推崇新思想，但又遵守旧道德，主张“糟糠之妻不下堂”，李大钊和比他大八岁的小脚妻子也像胡适夫妇一样保持恩爱。在胡适日记中，常记录与守常（李大钊的字）一起吃饭、聊天。1922年，胡适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写完时胡适突然感觉此文应该作为一个公开宣言发表，当时已是凌晨两点，胡适按捺不住，立刻给李大钊打电话，分享心情并想和他联合发表这个宣言。胡适研究专家罗志田这样评价：“胡适是学了许多洋规矩的人，又最客气，半夜打电话，可知心中对文章颇得意，思绪还在激动；而更可见两人的交情及李大钊那时在胡适心目中的重要。”

推崇苏俄一度激进

胡适留学美国，深受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对阶级斗争，认为“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贵的进化”。这就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所在。但年轻的胡适何尝没有激进的一面？他虽温和，但并不懦弱。《每周评论》遭遇封禁，文化界同仁都认为胡适凶多吉少，陈独秀已经被抓了，这次要轮到他。可胡适偏不肯躲避，最后是北大的一群同事和学生硬把他拽到外国客栈住了几夜。

1921年5月，胡适为纪念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写了一首“炸弹诗”：“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这样充满豪情的“打油诗”很难想像出自温文尔雅的胡适之。10月，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在演讲中说：“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反对学生罢课也是胡适颇受批评之处，其实胡适是被断章取义了，他完整的意思是：要么安心读书，要么安心干革命。从这点上看，他甚至比别人都要激进。

1926年是胡适思想生涯中最激进的时段，与莫斯科的邂逅使他的“左倾”达到顶点。当年7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中途抵莫斯科游历三日。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给了胡适巨大的“新的兴奋”。胡适也不是突然转变。由美向俄，由右向左，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动向。1919年凡尔赛和约上美国对中国的背叛，摧毁了美国在中国的美好印象。以前吹捧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好人”的陈独秀称其为“威大炮”。同一时间列宁发表《加拉罕宣言》，却立即引起中国人好感。1923年，北大进行民意测验，投票选举当今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居第二，但仅得51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