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眼中的涪陵 正是我们的中国
当然,我意识到中国乡村时刻在变。我从我的学生那里知道这一点——我很快发现他们不会再回到农田。我看到太多的农地变为城邦。离开涪陵之后,这种过程仍在加速,现在它是中国最大的议题之一。我不知道解决办法是什么。
我感觉到农民没有被公平地对待,因为他们在中国没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财产权。他们的土地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被合法地占有。这种情况需要被改变。农民不会抱怨太多,相反,他们经常会选择离开故土并在城市寻求工作。
你问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什么。作为一个作家,我并不乐于给出建议或者做出预测。我把我的工作看作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我是说我试图力求准确地描述人和地,但我并不试图去前瞻未来,或者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中国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多年以来的观察,让我对于中国人民的能力非常乐观。同时,对于挑战我也保持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国人工作勤奋,天资聪颖,但是他们并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所拥有的资源,庞大的人口使得资源分配成为难题。过去不好的历史阴影仍对中国产生着消极的影响。我感觉这两股作用力在起作用。天赋与决心并在,人们同时也需要奋起应对环境问题。我充满希望,但同时非常现实,我知道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社会角度说,我对中国的主要希冀是社会能够变得更加以人为本。这个时代激烈得近乎残忍的竞争,让人们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人为善,团体意识也日渐消弭。当这么多人离开家乡到新的地方,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可避免,因此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在人们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我不认为政府能够做到。社会本身必须发展出一种更加有组织的模式,来找到更多在人们之间建立联系的积极方式。从我的角度看,这会是下一个挑战。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让大多数人民脱离贫困的、行之有效的经济体,现在他们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良性且更积极的社会。
我会再回到中国
在埃及的生活令人兴奋,但我想念中国。我知道某一天——也许是五六年之后——我的家庭将会重返中国并在中国定居。带着在埃及的生活经验与知识,再次目睹中国的变化,该是意趣盎然之事。
我的写作始于中国,我知道我终将会在这里再次写作。不同的是,我知道那时我将会有中国读者,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2012.3.15 于开罗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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