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的大师：林兆华和他的戏剧

排练前，大导不爱看提纲，而是要直接看剧本。理性的文字不刺激他，形象才能触动他。他不会对没感觉的事物发表任何看法。而且，大导还有个怪癖，不喜欢编剧在剧本里交代戏剧动作，认为会干扰他二度创作。总之，挺霸道的。

与写戏相比，给他当演员就幸福得多了。年轻时的大导长得一表人才，演过罗密欧，偏偏那阵子老感冒，演得很吃力，“文革”后改行干了导演。他深谙表演之道。在排练场，他与演员亲如一家人，对演员的呵护像家长，有什么难题尽量自己想辙，不会责怪演员半句。我发现，好的演员身上动物性都强，不必通过语言，完全可以连比划带表情沟通。我有时会想，生机勃勃的演员就好比导演的狼崽子，而编剧是家禽，是野兽，导演把我们编剧囫囵吞了，然后回家吐出来喂他的孩子。

他试图给演员们营造一个半真半假的游戏境界，空的，但可以用想象力去填满，就看你能不能开这个天眼。在舞台上，一切都靠悟性。大导说过一句话，“一出戏的核心是表演”。他诱使演员灵魂出窍，按照他的意思，进入“既在戏中，又在戏外”的表演状态，不能单纯地梦游，也不能完全照实了演，要虚虚实实。最好的表演样本是《建筑大师》（2006年），濮存昕固有的诗化风格表演渐入佳境，情感抠得很细，一句台词往往能听出好几处转调，语速似快实慢，似平实陡，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建筑大师索尔尼斯由现实算计进入到意识超越的全过程。

大导从我们的古典戏曲里借鉴了太多东西，经过他的化用，变成一种极具现代感的风格元素。他的戏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总爱冲着观众对话，在那一刻，一种全新的风格诞生了：演员既是剧中人，他们在互相交流，你一言我一语；演员也是说书人，他们眼睛注视着观众，告诉观众到底在发生什么；同时，演员又是观众，他说完属于他的台词，走到一边随意坐下（仍然在舞台一角），观看别人表演。

在布莱希特的戏里，说书人是一个固定角色，实际上是继承了古希腊戏剧里歌队的传统。而大导打破了这一传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演模式。每个人只要直面观众，都可以成为说书人，台词既推动情节，也传达创作者的思想。在大导的戏剧理念里，包含着这样一层意义：思想并不归特权者专有，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哪怕他是一个非常下贱的人（例如，《哈姆雷特》里的掘墓人），只要脑子里有想法，就可以大声对观众讲出来。

这是大导最有意义的原创，也是被模仿得最多的地方。不就是冲着观众说话嘛，不就是演完了还赖在台上不走嘛，多容易啊。于是经常可以看到模仿这一风格的山寨作品。机械复制的艺术，可怕啊，总在干着买椟还珠的勾当！没有振聋发聩的思想要表达，光是冲着观众席大喊大叫，一种近乎于发情式的喊山：“我——喂——”，山谷回音：“我——喂——”，这样子是绝不可能产生价值增值的。

理性主义和英雄主义总则

濮存昕在《我知道光在哪里》一书中说，工作之余他和大导很少联系，平时电话也不打一个。这像大导所为。我跟大导接触很少，对他也不太了解，但我感到他是一个寂寞高手。

五六年前，在台湾女孩林玮瑜的帮助下，大导口述了几十万字的自传材料，但没出版，今年又在此基础上重新整理，有望完成一部他的自传。我看了部分文字，内容涉及到生平、经历、导表演艺术等方面，讲得朴实生动。大导对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实践娓娓道来，谈个人、谈思想、谈经典，读之令人心下大为畅快，不亚于彼得·布鲁克的书。

他谈到上世纪50年代末在中戏上学的情景，学校反右，他因为心地单纯，向组织汇报活思想，被人说成是自由哥萨克，他一生气，索性买了一顶苏联电影里那种骑马带的帽子，带卷毛，翻着白边的。可就是这顶自由哥萨克的“帽子”害得他没能入团，而他当时挺要求上进，一心想入团。“‘文革’以后我知道，人诚实就等于傻，尤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决不能诚实。”

作为剧院的后进分子，“文化大革命”中他与人艺的名家划分到同一个组。“原来于是之、蓝天野和英若诚这些名演员，对我来说见了面就是‘老师’，高不可攀，根本没有对话的可能，更别说焦菊隐和赵启扬这样的领导。到了‘文革’我们被划在同一个范围里，产生一种平等的关系。”因祸得福，得到了艺术的真传。大导个人的艺术生涯很漫长，算得上是一段共和国史了，充满了斗争、彷徨和困惑，也有着觉醒和薪尽火传。

理性主义和英雄主义，构成了他所有戏剧作品的总则。然而，要想理解这个总则，必须充分认识到他作品背后的问题意识。

他自称是中国戏剧的忠臣。肯定的。四五十年的心血，六十多部颇具独创性的作品。他同时又是一员叛将，背离仿真的现实主义，背离安抚模式，毅然走向真理的祭坛。当人心普遍浮躁，信仰缺失，许多人更愿意去招魂，以为保守疗法更加稳妥，更能救世，结果招来的无非都是些小鬼和野狐。与当下艺术作品中普遍的“反英雄”“非英雄”不同，大导张扬英雄情结，人物大多不凡而卓著。他的英雄们始终浸透着一种理性主义的绝望，像寒冰，坚实得像刀，像剑，可以自裁，也可以杀人。

美国文学批评家杰姆逊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李静曾就此问：第三世界的艺术总是成为民族寓言和政治投射，而西方的艺术却是普世的，安静的，超越的。大导，你能不能也做一些普世的，安静的，超越的戏剧？